×
×

广东省博物馆派员参加清代广东珐琅工作坊会议

2018年03月31日 广东省博物馆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研究资助局资助之研究计划「清代广东珐琅研究」项目,由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和文物馆主办的清代广东珐琅工作坊于2018年3月16日至19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山大学、广东省博物馆以及香港艺术馆等机构共计13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工作坊,其中9人作了报告,向与会学者及听众介绍了他们的研究心得及新动向。

  

与会专家与广东珐琅大师杨志峰、广彩大师曹志雄合影

  3月16日下午,与会学者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收藏的广东珐琅藏品。

  3月17日至18日为报告时间。3月17日报告仅限与会学者参加,报告者有胡听汀、许晓东、尹翠琪、丁蕾、郭福祥和杨勇。

  第一场 清代宫廷及民间市场的广东画珐琅对比研究

  

报告人:胡听汀(香港中文大学)

  报告将清代广东为宫廷和民间市场制作的铜胎画珐琅进行比对,以探讨广东为不同市场制作画珐琅在器类、色彩和纹样上的差异和共同点。同时,也分析影响这些现象的因素。共同点方面,广东为宫廷和民间市场制作的画珐琅较多见盒类,并且两者均使用缠枝花卉纹和冰梅纹,流行人物类主题纹样。而在差异上,宫廷的广东画珐琅多见大件器,色彩较浓艷,纹样更为复杂精致;民间的广东画珐琅多为小件器,色彩较淡雅,纹样更为简单。宫廷与民间市场广东画珐琅的差异多而相似少是因为,这两类画珐琅所面对的消费群体不同,故而对质量的要求和审美也存在差异。

  第二场 清代外销广珐琅

  

报告人:许晓东(香港中文大学)

  报告介绍了广东销往不同地区的画珐琅情况。自康熙晚年开放广州作为对外贸易港迄1840年鸦片战争前,广东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活跃着来自各地区的商人。广珐琅贸易虽非大宗,但远布欧洲、西亚、东南亚等地区。报告初步探讨了应目的地不同的市场需求、文化习惯,销往不同地区的广珐琅从造型、纹饰、功能、使用方式等方面所呈现的不同面貌。大致而言,销往欧美及伊斯兰世界的广珐琅多作为日用品使用;销往泰国者,除日用外,其中有部分与宗教相关,广珐琅的用色及纹饰最具本土特色。销往欧美的广珐琅在造型、纹饰上显示出更多的变化,并且纹饰的中国特征浓郁,以白地为多。 从这一点而言,秉承了外销瓷的传统。

  第三场 广东珐琅的纹饰来源初探──以蜂窝纹为例

  

报告人:尹翠琪(香港中文大学)

  报告透过对蜂窝纹(honeycomb)及蜂窝纹组合纹饰卷草纹、矛尖纹在广东珐琅和瓷器两种材质上的考察,提出广东珐琅的纹饰源自何处,以及蜂窝纹在广东珐琅的兴盛,跟十八世纪初其他材质的设计和工艺发展有甚么关联。

  报告以蜂窝纹为例,通过分类比较,提出蜂窝纹在广东珐琅和外销瓷的流行,很可能并非出于对另一方的模仿,而是源于明末清初在宋式锦流行的一种八角形几何纹饰。同时,乾隆朝在瓷胎上锥剔锦上添花纹的潮流,亦促使广东珐琅工匠使用「半画半剔」 的新技法来装饰铜胎上的蜂窝纹。这也证实了部分蜂窝纹广东珐琅的制作年代要晚至乾隆朝,而非一般认为的雍正朝。此外,报告亦藉着追踪经常跟蜂窝纹组合使用的「卷草纹」 和「矛尖纹」在广东珐琅及官民所制瓷胎和铜胎画珐琅上的使用情况,尝试提出广东珐琅与瓷器在蜂窝纹组合上的差异,以及通过「卷草纹」探讨广东珐琅借鉴法国里摩居(Limoges) 画珐琅及清宫御制瓷胎和铜胎画珐琅的可能。

  第四场 广东省博物馆藏珐琅文物介绍

  

报告人:丁蕾(广东省博物馆)

  报告介绍了广东省博物馆馆藏的清代广东珐琅的情况。通过这些文物可以看到,清代广东珐琅的身份有清宫贡品、民间用品和外销商品三种。报告结合中外史料和研究,探讨了清代广州城内的珐琅店铺分布,以及其与周边社群,尤其是濠畔伊斯兰社区对珐琅制作的影响。此外,报告将文献与实物结合,讨论了广东珐琅对宫廷审美风格的模仿和区别。最后,报告介绍了广东省博之后关于广东珐琅研究将要进行的工作。

  第五场 清宫所藏钟表上的广珐琅

  

报告人:郭福祥(北京故宫博物院)

  报告介绍了广钟的制作历史、清宫广钟的收藏状况、广钟上的珐琅装饰、清宫档案所见广珐琅的制作和赏赐等问题。乾嘉时期,广州制作钟表已经为世人所知,其高峰为乾隆时期。清宫收藏的广钟包括大量珐琅装饰,有亭、台、楼、阁造型,葫芦、瓶等具有吉祥含义的器物形状,以文字对联形式表达祝愿,具有特定含义的景物搭配等形制。其中,广钟上的珐琅装饰包括有以蓝色为主,流行錾胎的透明硬珐琅、各类画珐琅片等多种类型。广钟上的珐琅提示我们,除了整器之外,还应当关注钟表等器物上的珐琅配件,以及珐琅作坊与制钟作坊之关系。而配件上的不同文化现象也为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即不同的文化因素是如何融合于同一件器物上的。

  第六场 谈谈广珐琅的断代方法——从明中期珐琅器的判定说起

  

报告人:杨勇(北京故宫博物院)

  报告将明代珐琅器上有一种异兽图案,其特征是:长鼻上卷,双角,身体前半部分多有鳞,有翅,仅见前腿及爪,卷草尾,口或衔一朵莲花及一串珠饰,确认为摩竭(makara),属藏传佛教的典型因素。报告由此类摩羯异兽图案出发,通过纹样历史背景和与其他纹样共存的方式,讨论了明代中期掐丝珐琅的缎带问题。由于标准器的匮乏,明代,特别是明中期掐丝珐琅的断代一直争议比较大。在考虑到宪宗和武宗对藏传佛教的痴迷达到顶峰,而世宗继位不久即大肆禁佛,故将装饰摩竭纹的掐丝珐琅器划归成化-正德时期。进而从装饰摩竭纹的珐琅器入手,寻找花纹之间的共存关系,最终确认成化-正德时期掐丝珐琅器的装饰特点,并重新辨识国外博物馆部分收藏的制作年代。

  18日报告对一般听众开放,与会者达50余人,其中包括广东珐琅工艺大师杨志峰、粤东磁厂第三代传人曹志雄等均到场聆听。报告由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长姚进庄教授主持,报告人有施静菲、江滢河和白芳。

  

姚进庄教授致辞

  第一场 探寻广东珐琅的最初阶段

  

报告人:施静菲(国立台湾大学)

  报告旨在探寻广东金属胎画珐琅的起始阶段,内容包括数种新传入的珐琅工艺。广州作为这些新工艺传入中国的重要管道,扮演着一定重要的角色。因此,报告往前追溯康熙、雍正朝进宫广匠及广珐琅作品的纪录,作为补充清代早中期广州地区珐琅制作的材料。透过观察这些新工艺在广东的发展,对照清宫及其他地区相关的珐琅工艺发展,讨论了广州珐琅工艺发展特色与当时的历史文化脉络的有机链结。

  在康熙晚期清宫画珐琅建立过程中(从实验期走向成熟期),广东画珐琅工匠及技术扮演重要的角色。清宫画珐琅起初受欧洲画珐琅作品启发,参酌原来掐丝珐琅及瓷器的相关工艺进行试验,又有来自广州的原料、人员、技术之加入,及后来直接来自西洋的原料、窑炉技术与人员,清宫的画珐琅在盛清时期达到制作的高峰。报告通过对文献和对当时广匠留存的部分画珐琅实物,并与西方画珐琅对比,讨论康熙、雍正朝广东珐琅的面貌。

  第二场 18世纪英国社会中的广州外销玻璃画

  

报告人:江滢河(中山大学)

  报告通过对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档案的挖掘,结合有关中文史料有关玻璃画作品,讨论18世纪广州画匠通过自己的创作参与全球化历史进程的独特内容。中国的玻璃画原料玻璃主要来自进口,但在广州本地却发展出卓越的玻璃画工艺。这些玻璃画多在同样出口欧美的绘画工作室中制作,其内容从山水花鸟到人物肖像无一不全,为中外人士所瞩目。这些玻璃画除了可以悬挂在墙上作为画作装点家居,还被使作为镜子镶嵌在家具上,成为西方社会家居生活情趣和文化生活的重要体现。出自广州工匠之手的玻璃画,色彩艳丽,情景动人,既是展示东方情调的艺术品,又可装扮点私人空间,营造优雅迷梦,在18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让人欲罢不能的东方乌托邦的重要工具。

  第三场 风·尚:18-20世纪中国外销扇研究

  

报告人:白芳(广东省博物馆)

  报告从全球视野下扇子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讨论清代广州制扇的历史。扇子在东西方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最初都是身份、地位、礼仪的象征。中世纪以来,扇子被欧洲女性视为服装必不可少的点缀品,是优雅时尚的体现,也是社交礼仪中的必需品。因价格昂贵,欧洲宫廷贵妇往往以拥有一柄奢华精美的扇子作为炫耀攀比的资本。18-20世纪,数以万计的中国外销扇出口西方。它们既符合西方的审美趣味,又散发着迷人的东方情调,使用阶层也从皇室专享普及到中产之家。中国外销扇成为欧美名媛淑女服饰装扮的必备之物,是女性时尚优雅、身份礼仪的重要代言。

  报告还探讨了盛装扇子的扇盒和商标。当时的扇盒包括纸质、木质的扇盒以及丝绸制作的扇套,店铺的商标多印在或贴附在盒盖的内部。店铺商标中英文皆有,所指示的店铺分布地点也颇为多样。而扇盒或扇套内的标签也说明了当时的扇子名目多样,有排扇、折扇、关刀扇等多种。这些扇子一经外销,即惊艳了世界,扇动起奇幻“中国风”的时尚浪潮。

  工作坊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充分交流、热烈讨论,均感获益良多。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一直计划推进广东外销艺术的研究,尤其计划在未来几年能跟广东省博物馆等单位合作,共同策划相关主题的展览,以展示广州作为清代重要通商口岸的贸易盛况及其带来的互动和交流,清代广东工艺的成就,广东外销艺术对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影响。

文/

图/

编辑/

咨询电话:020-38046886预约传真:020-38046880

广东省博物馆 版权所有 2009-2012 粤ICP备12005377号-1

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2号

广州欧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