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式挺

广东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自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始，在香港、海丰、粤东一些地方有过若干发现①，并提出过“海丰沙坑文化(SON)”、“海丰三角尾文化(SAK)”、“海丰菝仔园文化(PAT)”三个文化名称②，以及香港“舶寮岛文化”等③。

解放以来，广东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或遗物地点，约有四、五百处，经试掘和发掘的约四、五十处。清理墓葬二百多座，获得各种文化遗物数以万计，为探索广东原始社会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在各地发现的文化遗存中，已经提出了两个文化名称，即西樵山文化和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是1977年提出的④。它以曲江县石峡遗址下层和墓葬代表，分布于粤北地区，是一种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文化遗物石器以钁、铲、锛、镞、钺，陶器以鼎、釜、甑和盘、豆、罐、壶组合，以及石琮、璧、环、璜、玦、笄等饰物共存为特征⑤。它与江西地区的“山背文化”(尤其与樊城堆下层)⑥，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湖南湘乡岱子坪和长沙月亮山遗址等有着密切关系⑦。虽然同类文化遗存目前还发现不多，但它的特征和年代是比较明确的。

西樵山遗址发现于1958年，西樵山文化是1960年提出的。然而，西樵山遗址与西樵山文化的内涵、特征、性质、年代及其分布如何?尚缺乏充分讨论和专题探讨。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和解决，不仅对研究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历史，而且对探索与华南、东南沿海地区有关原始文化的关系，都有重要意义。故不揣浅陋，把个人的一些初步看法提出来，求教于同志们。

一、西樵山遗址的发现及研究现状

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樵山文化，有必要将西樵山遗址的发现及其主要看法，作一扼要的介绍。

西樵山遗址位于广东南海县官山镇西樵山，它原是一座古火山丘，周边长约13公里，直径约4公里。山峰高度一般为100-200米，最高峰大科峰为300余米。山体主要由粗面岩、火山碎屑岩和石英岩构成。在东北部的火石迳等有燧石、玛瑙出露；在西部的马鞍山及山顶的锦岩等洞穴有霏细岩岩脉。西樵山山麓周围分布着新老两套洪积冲积扇，山下连接开阔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从新石器以至更早的时候起，便有人类在山上及周围一带采石制器，劳动生息。

西樵山遗址发现后，经省内外许多单位的科学工作者的调查、试掘和研究，先后发表了一些调查报告和文章。主要的有：中山大学调查组的《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石器的初步调查》（以下简称《初步调查》）⑧，广东省博物馆的《广东省南海县西樵山出土的石器》（简称《西樵山石器》）⑨，贾兰坡的《广东地区古人类学及考古学研究的未来希望》（简称《未来希望》）⑩，黄慰文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遗址复查》（简称《复查》）⑾，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⑿，等等。截至1980年年止，西樵山发现的石器地点已有二十多处，获得燧石细石器材料大约二、三千件；霏细岩大石片石器大约三、四千件，以及一部分粗砂陶和泥质印纹陶片。这些发现和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两大问题。

(一)关于遗址的性质问题

多数研究者认为，西樵山是一处石器制作场，如《未来希望》、《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⒀、《复查》和《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⒁等。《初步调查》和《西樵山石器》两个报告，则认为还存在着与采集、渔猎(早期的)和锄耕农业(晚期的)有关的遗存。

我赞成西樵山主要是一处大型的、使用年代很长、石制品供给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的看法。只有充分注意并进一步解决石器制作场这个问题，才能对西樵山许多地点发现大量打制石器(成品、半成品、废品)和巨量的石片作出恰当的解释，特别是对霏细岩的各种打制石器和石片的分类、定名和年代，进行正确的分析，珠江三角洲许多新石器以至青铜时代遗址石器或石料的来源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一点，《复查》和《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的作者作出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但我也认为西樵山还应有生产活动的遗存，而不仅仅是石器制造场。早期的如太监岗和南蛇岗，既有细石器的文化堆积，又发现有使用痕迹的细石器，晚期的就更为明显。除镇头西坡(第15地点)保存有长20余米，厚1米左右的文化层(淡水沙蚬等贝壳堆积，可分两层，内含大量石片、部分石器和陶片)⒂外，第7地点(佛子庙)和第11地点等，都有文化堆积，并非都是坡积层。又如西樵中学校址(暂编第23地点)先后出土过十多件磨制精细的霏细岩、砂岩的有肩石斧、锛、有段石锛，这里是一片坡地或台地，这些生产工具应与锄耕农业有关。此外，西樵山遗址先后发现过大约近百件的磨光石器。有些石料如砂岩、板岩等似非西樵山所出产。这些石器，也应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

(二)关于遗址的年代

主要有几种看法：(1)开始于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末期⒃；(2)对第二地点(火石迳)或其它细石器地点，有的文章把它和“沙苑文化”作对比，认为可能属于中石器时代⒄，有的认为属新石器早期或更早⒅，有的推测第二地点可以是一种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文化⒆；(3)对西樵山遗址总的看法，有的认为包涵了旧石器晚期和新石器不同时期的遗存⒇，有的认为其年代可能较早于以印纹陶为代表的遗存（21），有的认为细石器与磨光石器应是“同时异相”，早于增城金兰寺和海丰遗址，年代为距今五、六千年前（22），等等。

我赞成西樵山包涵着新石器早、中、晚不同时期的遗存。早期的指细石器遗存，目前主要有火石迳、旋风岗、太监岗和南蛇岗四处。根据省博物馆对火石迳、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对太监岗的试掘（23），以及笔者陪同有关专家的多次观察（24），这两处山岗存在着不与磨光石器、陶片共存的细石器堆积层。不过，太监岗因基建取土，火石迳因有现代壕沟、墓葬、采石坑，试掘面积都很小，两处的文化层看来并不典型、清晰。要彻底解决这几处细石器地点的文化层及年代问题，还需要较大面积的发掘。

西樵山出土的细石器，其石料以燧石为主，细石器包括小石叶、石片石器、石核石器和石核四大类。根据比较分析，西樵山细石器与我国北方一些年代较早的典型细石器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最重要的是同样具有细石叶及其所由剥离的石核等代表性器形。据曾骐同志对旋风岗等地点七二四件细石器的分类统计，其中小石片二七八件，石片石器九十二件，石核石器三十一件，石核三二三件。石核又可分多种形式，其中有华北细石器遗址常见的船底形石核和扇形石核。在三二三件石核中，楔形的占一○五件，其中Ⅲ式宽身楔形石核即船底形石核有十四件。另一方面，曾骐同志认为，西樵山的三角形楔形石核和带把石核为其他省区所少见。在西樵山的尖锥状石核中，未见华北常见的“铅笔尖石核”。西樵山的小石片边缘多数未经第二步加工。细石片的宽长、厚长的比数均偏大。而且缺乏典型的圆头刮削器(仅八件)、雕刻器(二件)和小石镞(三件)。不见北方细石器系统中常见的石钻。这些，又表明西樵山细石器具有自己的特点(25)。在西樵山这批细石器材料发表之前，安志敏先生曾经指出：“以海拉尔石器为代表的遗存，具有典型的细石器，而没有陶器共生。同样的现象也见于陕西大荔沙苑，河南许昌灵井，山西沁水下川和河北阳原虎头梁等遗址，特别是下川、虎头梁经过发掘，有明确的地层证据，属于中石器时代的可能性较大，它的绝对年代可能距今八九千年。”(26)曾骐同志的文章也谈到，西樵山的细石器，“总的来说，其中较多的特点接近于沙苑、松山(即海拉尔——引者)细石器，而后两者都被暂定为中石器时代，西樵山细石器的年代可能与上述遗存相去不远”。同时，根据贾兰坡先生的现场观察、对西樵山大部分细石器标本的鉴别及其有关文章，肯定西樵山的细石器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传统的范围（27）。此外，细石器是一种复合工具，多嵌于骨、木工具上使用。它往往与早期的渔猎经济相联系。西樵山及其周围数千年前还是一个河涌纵横、岛丘散布、林木茂盛、沼泽遍野的地理环境，也正符合这种经济类型。

如果再结合其它一些现象考虑，如第3、4、5地点也采集过少量细石器，第7地点也发现有几件燧石石核和几十件球形的敲砸器，在南海螺岗、灶岗、藤涌岗，观音庙口，佛山河宕，番禺喃呒山以及深圳小梅沙等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也出有个别燧石细石器或小型打制石器(详见文末附表)。此外，从西樵山第7、第11地点等霏细岩的部分有肩斧、锛、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刮削器和细薄长石片等的打片法，也可以看到它们与细石器石片的打片法有着承袭关系。因此，我认为西樵山细石器遗存应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其年代大约相当于距今七八千年，下限可能还会延续得晚一些。总而言之，西樵山细石器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华南细石器遗址分布上的空白，提出了广东石器时代研究的新课题。

其次是属于新石器中、晚期的地点或遗址。这类遗存多分布于西樵山南、西、北麓或台地，部分分布于较高的山冈和洞穴，包括采石场(如虎头岩等)、制石场(如第7、第11、15地点等)、渔猎捕捞和“锄农业”(如贝壳堆积、第23地点等)。这类遗存石器的石料，绝大多数为霏细岩，器形以有肩石器为代表，包括斧、锛、铲等，石片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龟背形砍砸器、矛形器等。还有一些霏细岩、细砂岩、石英砂岩的长身、梯形和有段的磨光锛、凿、矛等，粗略估计在三、四千件左右。其中通体磨光的不过一、二百件，砺石不超过一、二十件。陶片仅有二、三百片，包括绳纹、刻划纹夹砂陶和泥质、夹砂的几何印纹陶。石环等饰物偶有发现(第15地点)，动物(不包括介壳类)或植物遗骸至今尚无发现。这些现象与一般定居遗址是不相称的。几何印纹陶(如方格纹、曲尺纹、重圈纹、叶脉纹等)的出现，正说明西樵山存在着新石器晚期的文化遗存。还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证明西樵山存在过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遗址。第一，镇头西坡含贝壳层遗址的试掘，经碳十四测定，表明其年代相当于中、晚期(详后年代部分)。第二，据金兰寺、石峡、河宕、茅岗等遗址的发掘和测定年代可作旁证，在西樵山诸遗址(或遗物地点)中，凡出细绳纹、刻划纹而未有印纹陶的，可定为中期；凡已出几何印纹陶的，可定为晚期。第三，从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石片石器)广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中亦可得到印征（详见文末附表）。

由此可见，西樵山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延续年代很长的、供应范围很广的石器制作场，这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同时也有生产生活的遗址，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总之，西樵山遗址中包涵了新石器各个阶段的遗存，主要是中、晚期遗存。

二、西樵山文化初论

(一)文化定名问题

“西樵山文化”一名，最早见于1960年贾兰坡先生的《未来希望》一文。1964年，夏鼐先生在《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一文中，提到西樵山第二地点(即火石迳)，“可以是一种‘陶器以前的新石器文化’”。我的理解，这既是对第二地点性质、年代的推断，又是指明西樵山文化的含义。此后，一些中外书刊上也使用过“西樵山文化”的名称。但是，我们在编写《广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的有关部分时，对这一文化名称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直至看到《复查》一文，特别是夏鼐先生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一文中又提到“西樵山文化”时（28），才引起我们的重视。不过夏先生的文章没有详细论述什么是西樵山文化。为此，我们请教于夏鼐先生。他在复函中写道：“实则这名辞不是我创造的，至晚在1965年郑德坤在他的《中国史前学的新发现》(New Light Prehistoric China)一书中便已用‘西樵山文化’(His-Chiao-Shan Culture)一名。我觉得这名辞还是可以采用的。……这‘西樵山文化’与陕西‘沙苑文化’一样。沙苑文化也是在同一小面积范围内发现遗址十几处，时代可能有早晚不同，但石器有共同之点（细石器与片石器共存，后者以尖状器为最具特色）”。“所谓‘西樵山文化’也是如此”。他启发地问道：“如果不叫西樵山文化，应该叫做什么呢？！(K•C•Chang曾提出Hsichiao-Shan assemblege)，这正象他所用的Horizon一辞的概念一样，实则与‘文化’意义亦相近”（29）。

为加深对西樵山文化含义的理解，我求教于郑德坤教授。他在复函中写道：“考古学上用了许多名词，如assemblege、Horizon等，前者有堆积在一起，后者有堆积在同一层的意义，这都带有文化内容的意思。”同时，我们从郑德坤著的《中国史前学的新发现》一书“西樵山文化”一节中，认为西樵山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30）。还有，1976年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分册上曾提到“以西樵山为代表的文化”（31），等等。

如上所说，目前个人所见已有八篇论著涉及西樵山文化，曾骐在《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一文中提出“西樵山细石器文化”，也提到以双肩石器为代表的“西樵山文化”。这些论著所指的西樵山文化，可以说主要是对西樵山遗址本身而言的。但所指的具体对象、内容、特征及推断的年代并不一致。这就促使我反复思考，究竟什么叫做西樵山文化，西樵山发现的霏细岩有肩石器、燧石细石器以及陶器等文化遗物，是否只存在于西樵山，它与周围的文化遗址有无关系，等等。根据笔者多年来对西樵山遗址的一些认识。联系1961年参加增城金兰寺遗址发掘以来，对珠江三角洲一些遗址的调查和发掘，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西樵山遗址的文化遗物，尤其是代表性的霏细岩有肩石器，不仅发现于西樵山及其周围的遗址，而且广泛分布于珠江三角洲许多遗址之中，西樵山文化应当存在于包括西樵山遗址在内的更大范围。

(二)西樵山文化初步论证

这里，根据夏鼐先生关于考古学文化的涵义和对一种“文化”命名的要求(32)，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西樵山文化进行初步表述和论证:

1.西樵山文化的内涵

西樵山文化因1958年首先发现于南海县西樵山而得名。在一段时间内，它是专指西樵山遗址本身的遗存。从目前发现的材料看，西樵山文化应当是分布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它区别于封开黄岩洞类型和英德青塘类型的洞穴遗址，区别于韩江流域陈桥村类型的贝丘遗址，也不同于粤北的石峡文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2.西樵山文化遗址的分布

西樵山文化包括了以西樵山石器制造场为纽带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等遗物共存为标志的一群古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系指北自广州石门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贤滘以下，西自潭江以下，东自东莞石龙以下的地区。包括南海、番禺、顺德、中山、斗门、三水、新会、东莞、高鹤、宝安、增城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以及广州、佛山、江门、深圳、珠海五个市，面积一万平方公里)。如果我们以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主要是霏细岩的有肩石器作为一种指示物来探索西樵山文化遗址的分布，那么，它的分布范围可能及于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一般指北自北江飞来峡以下，西江自三榕峡以下，东江自剑潭以下的地区。包括清远、广州、花县、番禺、增城、三水、南海、佛山、顺德、高鹤、中山、斗门、新会、江门、珠海、台山、恩平、开平、博罗、东莞、宝安、深圳、肇庆、高要、四会等二十四个县、市，总面积为三万四千多平方公里)（33）。目前除花县、顺德、四会、江门、肇庆和开平等外，其余各县、市均有发现。如果包括香港沿海岛屿，笔者目前查到有这类石器地点已达一百处以上(详见文末附表)。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在珠江三角洲遗址如此广泛的分布，一方面正表明它是一个供应范围很广的、大型石器制造场(这与珠江三角洲这一冲积平原缺乏适合制造石器的良好石料有关)；另方面可以证明当时(至迟在制作有肩石器之时)已经出现了社会分工与产品交换。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是将霏细岩石器的有无作为确定西樵山文化同类遗址的唯一标志，而只是把它作为探求西樵山文化分布范围的依据和线索。例如，我们并不把番禺和广州飞鹅岭等地一些与夔纹陶共存含有西樵山类型石器的青铜时代遗存划入西樵山文化。又如，我们之所以把香港一些遗址归入西樵山文化类型遗存，那不仅是蒲台岛、南丫岛的芦须城等地都发现过霏细岩的有肩石器，更重要的是那里发现的不少新石器中、晚期遗址的文化面貌都与珠江三角洲十分相象或说一脉相承的（34）。

3.文化遗物的特征

文化遗物包括石器、陶器、纺轮、骨角牙蠔蚌质的工具和饰物等。这里不准备逐项详细描述，只略举其主要器物及其特点。

（1）石器

所谓西樵山类型的石器，一指其石料，二指其器形。以燧石为主要原料的细石器是西樵山文化早期遗址中具有特点的生产工具(具体器物及分类参看曾骐的《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一文及本文第一部分的简述，这里从略)，目前除主要发现于西樵山外，珠江三角洲一些遗址也有少量发现(详见文末附表)。

以霏细岩为主要石料的有肩石器是西樵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最富代表性的生产工具，器形包括斧、锛、铲等，以斧、锛为大宗。西樵山石器制作场出土的多为打制的 (包括一部分废品和残件)，刃部多未经磨制，斧或锛的器形难辨；珠江三角洲遗址发现的多为磨制(刃部磨制或通体磨光)，锛比斧多，还常见一种有肩有段石器。此外，还有一些长身、梯形或有段的斧、锛、凿以及镞、矛等。西樵山打制的有肩石器，主要可分四式：Ⅰ式为圆盘状，柄部不突出，应是从这种圆盘状石坯打制出双肩的。Ⅱ式略呈扇形，短柄，溜肩，弧刃，薄体。Ⅲ式器身呈梯形，长柄或短肩，肩角大于九十度，弧刃的多。Ⅳ式短身，宽刃，肩多呈直角，平刃的多。西樵山类型的有肩石器，其大小、厚薄相差悬殊，可能反映出用途的不同。最大的长达12-14、宽6-8、厚1-2厘米；最小的长仅3-4、宽2-3、厚0.3-0.5厘米。

有肩石铲的特征是器型大，长身，短柄。西樵山文化中此类石铲发现不多，如中山大学在大仙岗采集的一件，器身琢制，全长21.5、柄高3.5、宽9-10.6厘米；省博物馆在第7地点采集的一件，全长17、柄高3.3、宽7-7.5厘米。此外，广州飞鹅岭菠罗山、番禺西园庄、喃呒山也有发现，但时代较晚。西樵山或西樵山文化的有肩石铲与海南岛发现的长身石铲，与粤西封开、德庆、高要以及湛江地区的阳江、海南岛儋县等地发现的大石铲(指桂南类型的大石铲)是否有承袭关系，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35）。

这里再举几个数字，以说明西樵山文化遗址中有肩石器与其它形式石器的共存、比例关系。例一，1960年前在广东中部低地区(基本上就是珠江三角洲)发现的一一四处遗址中，获得各种石器一○二三件。其中斧铲类九十八件，有肩的占五十一件；锛类三三四件，有肩的占一三八件，有肩有段的占八十八件，有段的占二十五件。这里四种主要石器共计五四五件，其中有肩和有肩有段的占二七七件，即占50％强（36）。例二，宝安蚌地山出土石器二○○件，其中斧、锛、凿九十四件，有肩的占五十八件，即占62％，而有段锛仅有4件（37）。例三，佛山河宕旧墟出土石器(不计砺石和装饰品)二一七件，其中斧(十二件)、锛(八十二件)、铲(三件)，共九十七件。其中有肩斧八件、有肩锛三十一件、有肩有段锛十八件，有段锛九件。三种合计五十七件，占斧锛铲总数的58.7％。其次，在河宕遗址中，西樵山石料的有四十七件(霏细岩的四十五件、燧石的二件)，其中斧六件、双肩的占三件；锛类三十件、双肩的八件、单肩的三件、有肩有段的三件。如此斧锛三十六件，有肩和有肩有段的约占一半（38）。例四，广州飞鹅岭九处遗址发现有肩石器一五○件，占各类石器总数的80％左右。在有肩石器中，以斧最多，有肩有段和有段锛只有三件。其中Ⅳ式石斧(短身宽肩)和长身石铲也与西樵山的相近。霏细岩石料也占很大比例，证明其石料应来自西樵山（39），不过，年代应当较晚。以上数例可以说明，有肩石器在西樵山文化的主要生产工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大约占60％以上）。有段石器特别是典型的在西樵山文化中发现并不多，它远不如石峡文化墓葬出土的那样典型、精制。但在珠江三角洲晚期遗址中，普遍出现一种中小型的有肩有段石锛，它是否反映着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两者溶为一体呢?目前尚未见到详细论证的文章。与此有关的一个问题是，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孰早孰晚的问题。就两广地区——我国有肩石器主要发祥地和最流行的地区之一来看，我认为有肩石器要早于有段石器。主要理由是西樵山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的独一无二的有肩石器制造场，其次，在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新会罗山咀、高要永安夏江村这些新石器中期的遗址中，已经出现有肩石器而不见有段石器。这些遗址或层位一般定在距今五、六千年。而有段石锛在广东出现地层明确、年代较早的是曲江石峡遗址下层及墓葬。共存的有少量有肩、有肩有段石器及几何印纹陶。石峡文化墓葬的年代为距今四千五百年上下，下层前一段的年代较早，大致也不超过距今六千年。就全省调查发掘情况看，有段石器多与几何形印纹陶共存。

 
(2)陶器

西樵山遗址发现的陶器很少(前后出土估计不过二、三百片)，且缺乏完整器。可分两类：一类是夹砂陶，器形有圜底釜等，这里的一部分陶釜片，具有早期陶器的特征，如黄褐色或红褐色，胎薄，火候低，饰绳纹、划纹或压点纹，有的带红色、白色陶衣，年代应当较早。另一类是泥质素面陶和几何印纹陶，后者也有夹砂的(胎较厚)，纹有方格纹、叶脉纹、曲尺纹、半重圈纹等，年代当较晚。

我们可以从西樵山周围如南海、佛山以至珠江三角洲的其他遗址，看到西樵山文化陶器的特征。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如南海观音庙口、新会罗山咀、增城金兰寺下层、东莞万福庵下层、高要永安夏江、深圳大、小梅沙（40）、以至香港深湾F层等。这类遗址夹砂陶器占很大比重(如罗山咀、大、小梅沙都达95%以上)。主要器形是圜底釜，还有罐、钵(碗)、盘、杯、豆和“器座”等。纹饰以各种绳纹和刻划纹、篦点纹为主。器形一般较小，手制或模制。泥质陶有罐、镂孔矮圈足盘、平底盆和浅盘、豆、杯等。泥质磨光红陶(或橙黄陶)占一定比例，并出现了彩陶，这是西樵山文化陶器的一个特点。如金兰寺、万福庵、深湾等泥质陶都占有一定比例。金兰寺下层的夹砂陶占82.5%、磨光红陶占13.6%、彩陶占3.9%便是一例。

 
彩陶目前已知的有，金兰寺（41）、万福庵、小梅杀（42）、香港舂坎湾、铜鼓湾、大湾和蟹地湾等（43）。金兰寺和万福庵多为残片，可以看出的有矮圈足盘等。金兰寺的彩陶是在磨光红陶表面绘赭红色宽带纹（圈足上），或在盘外绘叶脉状纹。东莞彩陶的特点是表里均绘彩，泥质黄灰陶先涂白地，再绘暗红色的宽带纹或弧形纹。在金兰寺还出一件可复原的陶钵，泥质灰陶，质地较坚硬，敛口小平底，底部有旋转痕迹，口沿外绘一道（宽1.2厘米）红彩宽带纹。口径17.5、高5.7厘米。舂坎湾（Chung Hom Wan）有两件复原器，均为圈足浅底盘（Shallow Dish）器形略有差别。一件敛口，圈足向内弧；另一件敞口斜腹，圈足外撇，饰小圆镂孔，红陶白衣，盘外绘红彩波浪纹、圆点纹。同出的还有一件完整的镂孔圈足直腹细泥红陶杯，器身刻曲折纹（44）舂坎湾出土的同类彩陶矮圈足盘残件，省博物馆也有藏品（45）。1980年，深圳小梅沙遗址发现一件彩陶圈足盘，经复原其形制与舂坎湾的一件几乎完全一样，唯器形稍大，彩陶图案更为清晰，美观（46）。以上彩陶均定为新石时代中期。此外，在我馆藏品中，笔者找到一件粗纱陶釜或罐口沿残片，口沿上有一道红彩宽带纹，以下为刻划纹及绳纹，出于南海县，编号为“NKG”的遗址。这表明西樵山遗址所在地的南海县也有彩陶发现。还有，在佛山河宕下层也发现过一件完整的泥质橙黄色彩陶圈足小罐，在口沿面上绘三条短条纹，上腹绘一笔流畅的赭色彩条。另外在下层出土有十多件（残片）泥质磨光彩陶圈足盘，图案是一种红色或赭红色的宽带纹或宽窄并列的条纹，绘于盘口外或口沿面，花纹比较简单(47)。总之，目前珠江三角洲、香港沿海岛屿(以及韩江三角洲海丰等地(48))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存中发现的彩陶，数量还不多，图案纹样比较简单。器形主要是圈足盘，还有小平底钵、圈足小罐和夹砂釜或罐等，彩陶图案属于几何形花纹系统(带状条纹、平行线条纹、叶脉状条纹、勾连弧线或勾连云纹等)，比较复杂的是小梅沙那种近似勾连弧线纹加圆点等，至今未发现动植物图案花纹。总的风格与我国东南沿海省区新石器中期陶器上刻划纹的特征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地方特点；但又与青莲岗文化、昙石山文化、凤鼻头文化的彩陶有相似之处。例如，南京北阴阳营有口沿绘宽带纹的圈足碗，邳县大墩子彩陶钵上有绘勾连弧线加圆点纹(49)。台湾凤鼻头文化圈足盘圈足上也有类似舂坎湾弧线纹的彩陶花纹。台中社脚也有类似河宕那种在口沿面上绘宽窄排列的短线条纹(50)，等等。广东的彩陶与它们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遗址，有金兰寺中层、东莞龙江村、南海通心岗、灶岗、佛山河宕、高要茅岗、深圳鹤地山、赤湾村、宝安蚌地山(51)、西樵山镇头西坡，以及香港深湾cb层等。广东新石器晚期根据石峡下层和中层等遗址的层位叠压和器物的特点变化关系，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或称晚期和末期)。上述珠江三角洲的遗址虽然本身还有早晚之别，如金兰寺中层分有2A层和2B层，河宕遗址可分第2层和第3层，镇头西坡贝壳层也可分上、下层，但它们在文化面貌和年代上大多属于末期，即大体与石峡中层、始兴澄陂村窑址相当。

 
(3)骨角牙蠔蚌蚶等质料的生产工具和饰物

在珠江三角洲，港澳沿海岛屿的贝丘和沙丘遗址中，出土有一部分以动物、介壳类遗骸制作的工具和饰物，这也是西樵山文化遗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例如，在万福庵、河宕狮子桥、王借岗等遗址，都发现有蠔壳磨成的穿孔工具。河宕旧墟出有一种特殊形式的穿孔骨针(疑即织鱼网织针)。河宕的骨镞比石镞多几倍。新会罗山咀发现穿孔蚶壳、深湾下层有穿孔鲨鱼牙饰。有些遗址还出土鱼脊骨串饰等(墓葬出土的详见墓葬部分)。

 
4.墓葬及其习俗

西樵山文化的早期墓葬尚无发现。中期的如新会罗山咀发现一座二次瓮棺葬，葬具为两件相套的粗砂陶厚胎折肩瓮，肩上刻划一周三角形(内加斜线)划纹，还有一个刻划符号。人骨从头到下肢有序地叠置于瓮内，随葬品有骨簪、穿孔麻龟板饰物各一件（54）。据《深湾》发掘报告，在F层及晚期cb层都发现过火葬及土葬。引人注目的是火葬，这种火葬是从文化层中零星散见的许多碎骨，包括头骨及肢骨等，经过八百度高温火化迹象而判定的（55）。

晚期墓葬有较多发现。1961年金兰寺2A层贝壳堆积中发现四座，浅坑或墓坑不明显，人骨架头东脚西，仰卧直肢，基本并行排列。鉴定为一女(老)、两男(青)、一儿童，儿童紧依女性骨架。其中M2(男，25岁±)，有人工拔牙（56）。仅M4女性墓，有长方格印纹陶缶、骨饰各一件为随葬品。1978年，南海灶岗贝丘遗址发现六座，墓坑多不明显，头向东南，脚向西北，仰卧直肢，经鉴定男女老少均有。仅三座墓各随葬小石锛一件。1977年，笔者在河宕狮子桥遗址调查，发现有人头盖骨、颚骨、肢骨残骸，推测应为墓葬。狮子桥的年代与河宕旧墟的中层相当。1977-1978年，河宕旧墟发掘760平方米，发现墓葬七十七座(中层五十一座，下层贝壳层二十六座)。这批墓葬在文化层中，多数没有墓坑，一部分有浅坑(如M15打破红烧土居址)。葬式主要是一次单人葬，仰卧直肢，但下层一部分可能为二次葬，仍为仰卧直肢。M12发现有骨架两具，墓坑不明显，经鉴定同为中年女性，还不能肯定为合葬墓。这批墓葬均为东西向，经鉴定的五十六座，男女老少均有，幼童占十座。中层或下层的男女老幼都是间错排列（还有一些叠压打破关系），并非同辈的男女有序地排列。经鉴定有一重要现象，即成年男性一律头西脚东，成年女性一律头东脚西（57）。二十八座成年男女墓有随葬品，占成年男女墓总数的42%，随葬品共四十件，每墓多者三件，少者一件。女性多随葬陶纺轮一件，男性多为一件小石锛或镞、矛，或许仍然反映着男女两性自然分工。还有，下层墓都没有随葬陶器，九件陶器均出于中层或打破中层的墓葬。其中甲区M1(女老年有三件(泥质黑皮圈足盘二、夹砂方格纹圈足罐一件)。M19(男，青年)，泥质薄胎方格纹敞口凹底罐一件。M23(女，青年)，肩有双鋬磨光黑皮小陶罐一件。M24(男，成年)，似水晶质地的玦和红陶圈足小罐各一件。下层墓除了随葬小石锛、骨镞、石镞、石环、陶纺轮外，有两座墓随葬象牙器。两座墓均为青年男性，M25(30岁±，人工拔牙)，人骨右手腕上戴大象牙环一件，头上有半环形一侧带凹槽的骨饰一件，长10厘米余；M65(25岁±，拔牙)，头上有大小相若的亚腰筒形器两件，高7.6、上径6.2、下径8.2厘米。制作精致，薄如蛋壳。

更为重要的是，这批人骨架在可供观察的二十二个成年个体中，发现有十九个(男十，女九)生前人工拔牙，未拔牙的三个，拔牙个体出现率占82.6%。拔牙个体中，最小年龄为22-25岁(甲区M63)，拔除的齿种绝大多数是上颌两侧(也有单侧)第二门齿，还有五例是拔除上颌中门齿、中门齿与左右侧门齿相结合的，研究人员指出“这是值得注意”的（58），因为我国山东大汶口文化、江苏邳县大墩子、福建昙石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拔牙材料中，拔除或敲去的齿种绝大多数(据统计占90%强)是上颌侧门齿，一般忌拔上中门齿及下门齿，同时拔牙齿种的不同，往往反映着不同的含义。河宕人骨架体质形态，鉴定接近于蒙古人种南亚类型。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又指出。虽然“显示出一些同赤道人种相似的特征”，“但他们还应该属于蒙古人种的南部边缘类型”（59）。男性平均身高约为166厘米，女性约154厘米。比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估算身高(168.4-172.3厘米)矮一些。上述金兰寺墓葬经鉴定认为“这批头骨有明显的黄种人的特征”，并指出“有些形态如圆头、拔牙可能对探讨我国沿海的民族起源和迁移有一定意义”（60）。如上所述，广东目前发现的二十个拔牙个体，都发现于珠江三角洲沿海的贝丘遗址，文化性质和年代也相当，均属距今四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末期，结合《山海经》、《淮南子》、和《唐大和上东征传》(61)等文献有关记述以及民族学材料，特别是结合从山东至广东，我国东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台湾)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体质形态、拔牙(凿齿)材料,不难看出广东发现的这批墓葬及拔牙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

总之，上述河宕、灶岗、金兰寺等贝丘遗址的墓葬有几个共同特点：(1)墓葬或墓地分布于遗址中；(2)墓坑不明显或挖浅坑，用贝壳填埋；(3)墓坑或人骨架以东西向为主，实行一次单人葬为主(河宕可能也有二次单人葬)，未见明确的合葬墓；(4)多数墓没有随葬品(约占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二)，有随葬品的每座墓多为一件，也有二、三件的。这些情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当时居民的葬制和葬俗。

5.地理环境、遗址类型和经济生活的特点

西樵山文化分布的珠江三角洲，是一个地势坦荡，河涌纵横，山岗台地(一说是岛丘)棋布，又有不少低洼沼泽地的冲积平原（62）。这种复合三角洲的地理环境，亚热带或热带气候及自然资源的特点，必然给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习俗，带来很大的影响。这可从遗址类型、自然遗物及居住遗迹(如“干阑式”建筑)等方面得到说明。在各种类型的遗址-山岗(或岛丘)、台地、土墩、贝丘、沙丘(或沙洲)遗址中，贝丘和沙丘遗址占半数以上，目前总数不少于一百处。广东新石器中期的遗址多是贝丘遗址，也多分布于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沙丘(或沙洲)遗址如深圳大、小梅沙，香港深湾F层第。属于晚期的贝丘和沙丘遗址(或文化层)就更多了(参看本文附表)。这类贝丘和沙丘遗址(主要是贝丘遗址)，堆积着大量成层的介壳类和水陆栖动物遗骸。如河宕旧墟发掘面积760平方米，就出土有三千五百多件各种动物的遗骨，以及数以吨计的介壳(主要是下层)。下面列举一些比较重要的种属，以供研究参考。

象(南海民乐、河宕、茅岗等，民乐象头骨鉴定为“西樵山亚洲象新亚种)（63）”，牛(河宕中层、金兰寺、增城石滩仙村、新塘、博罗铁场墟、民乐龙船田、观音庙口、深湾[Bos])，猪(河宕，茅岗，龙江村，深湾等，茅岗、河宕经鉴定有小部分属家养)，弥猴([Macca sp.]河宕下层)，马来鳄([Tomistoma sp.]河宕、东莞龙江村等)，硬头海鲶(俗称赤鱼[Arius Leiotetoce phalos]深湾数量多，还河宕，金兰寺)（64），据《深湾》报告说是一种深海鱼类，产卵时可游至浅海或河口)，断斑石鲈(俗称头鲈，也深海鱼类，深湾有大量出土)，海豚、大魟鱼(深湾)，丽蚌或河蚌(Lamprotula sp.)兰蚬或河蚬(Corbicula sp.)，蚶(新会罗山咀、环城牛头山、茶坑、外海潮莲富岗、青澜、高鹤古椰村、博罗马嘶村、上南村、惠阳潼湖下里村等)，牡蛎(俗称蠓，有长牡蛎、僧帽牡蛎等，河宕旧墟、狮子桥、南海大沥梁边村，增城仙村、新塘、石滩、博罗铁场圩，新会环城、外海、罗山咀等)（65）。此外，有些遗址还有石、陶网坠。以上这些发现，一方面充分证明渔猎、捕捞业是当时居民生活的主要来源；另方面，对探讨珠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和变迁及是否有过海浸等问题，也有参考价值。至于山冈和台地遗址，从大量磨制石斧、锛、铲和发达的陶器看，晚期应有原始农业的出现。但至今似未发现过农作物，因此无法作进一步的推断。

6.年代与分期

本文拟将西樵山文化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也即同一文化系统的三个发展阶段。由于目前对西樵山遗址以及珠江三角洲有关主要遗址的发掘做得不够，特别是对细石器遗存的年代看法分歧较大，本地区又缺乏可资比较的遗址。因此，这里所谈的年代和分期还是大致的推断。

早期以西樵山火石迳等细石器遗存为代表，其上限年代暂推定为距今七、八千年，其下限年代有些遗址可能更晚一些(如果将来证实细石器遗存确与有肩石斧等大石片石器或陶器共生，则可并入中期，如证明细石器遗存属于中石器时代以至更早，那就另当别论，则不包括在西樵山文化范畴内)。中期文化遗存，以及西樵山遗址中出土有肩石器及绳纹、刻划纹粗砂陶的遗存。文化遗物以绳纹、刻划纹粗砂陶、泥质红陶、彩陶和西樵山类型的石器共存为主要特征，年代推定在距今五-六千年之间。一是根据金兰寺中层测定为4035±95年BP.(树轮校正为2495±145年B.C.)但其下层比中层的文化内涵有较大差别，下层不出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二是西樵山镇头西坡贝丘遗存第三层测定为5470±100年BP.(树轮校正为6120±140年BP.)（66）。三是深湾F层推定为2000-4000年B.C.。

晚期的可以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第7、10、11、12地点等、金兰寺中层(包括2A、2B层)、龙江村(相当于金兰寺2A层)、河宕(包括中层和下层)、灶岗(相当于河宕下层)、茅岗、鹤地山、赤湾村以及深湾Cb层等为代表。文化遗物总的特点是磨光石器很普遍，而以有肩石斧、锛、铲和有肩有段锛为典型器，有发达的几何印纹陶，粗砂陶、泥质软陶、还有硬陶(如河宕等)共存，但未出夔纹硬陶、釉陶和青铜器。根据地层叠压、器物演变，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其年代大致在距今四千年左右，下限可能要到商代。有一些测定年代可供参考，西樵山镇头西坡第二层测定为5050±100年BP.(校正值5660±125年BP.)（67）。灶岗为5405±120年BP.(校正值6040±140年BP.)，河宕旧圩下层四个贝守则标本为4905±5085年BP之间(校正值距今5500-5705年)。中层或打破中层的墓葬，M1人骨测定为3600士100年BP.(校正值3900±100年BP.)，M12人骨测定为3800±10年BP.(校正值4200±160年BP．)。高要茅岗一个木炭标本为4070±100年BP．(校正值4490±150年BP．)；另一木炭标本为4265±90年BP(校正值4735±140年BP)。深湾cb层三个贝壳标本测定为3830±95年(2400年B.C.)、3700±95年(2200年B.C.)、3110±95年，(1500年B.C.)。以上这些测定年代，若从文化遗物特别是陶器发展变化的顺序编年来比较，晚期遗址中不少用贝壳标本测定的年代都嫌偏早，原因这里从略（68）。但了解这一点对遗址年代的排比是很重要的。

综上所述，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以至港澳沿海岛屿，存在着一种新石器时代(主要是中期和晚期)的原始文化，这种文化分布范围广、经历时间长、内涵丰富多彩。在遗址的地理位置、主要经济类型、文化遗物特征、墓葬及其习俗(包括人工拔牙习俗)等方面，具有自身的特点。它既区别于粤西封开黄岩洞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粤北以英德青塘类型为代表的早期洞穴遗址，又区别于韩江三角洲以潮安陈桥村、池湖凤地贝丘遗址类型为代表的中期遗址，也区别于粤北以石峡遗址下层为代表晚期文化(即石峡文化)。但它又与韩江三角洲、粤西地区(指珠江三角洲以西的)、高雷地区和海南岛地区具有密切的关系。再次，又与广西邕江至左右江以南地区尤以南宁地区的贝丘遗址、福建昙石山文化、台湾的大坌坑文化(包括金门的蠔壳墩)、凤鼻头文化和圆山文化等，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果再从我国有肩石器的发源地(西樵山石器制造场就是一个主要发源地)、主要分布区(两广地区)以及传播关系，即有肩石器在台湾、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的发现看，也可以说明西樵山文化与它们有着一定的关系。总之，西樵山文化、石峡文化以及广东其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同属我国江南地区百粤族分布区的“先越文化”(参看拙文《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2年1期)，但也存在着地区性的差别(特别是在中期和晚期的前一阶段)。如果说石峡文化是一种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那么，西樵山文化则是一种以渔猎、捕捞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从贝丘遗址和沙丘遗址的种种迹象看，西樵山文化原始居民的定居生活更带有“流动性”的特点。到了相当夏商时期，特别是到了青铜文化(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总的说来相当于西周-战国晚期)，由于本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邻近地区原始文化的交流、影响，随后又受到中原商周文化、长江流域楚文化以及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西樵山文化终于为广东地区的青铜文化所取代。

注释：
①  FiNN，D.J．：Archaeological．finds on Lamma Island near Hong Kong，《Hong Kong Naturlist》译文见《说文月刊》1933-1936年。Walter Schofield：An Archaeological Site at Shek pik陈公哲：《香港考古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4期。林惠祥：《香港新石器时代遗物发现追记》，《厦门大学学报》1959年2期。William Meacham：Archaeology in Hong Kong．顾铁符：《海丰先史遗址探掘记》，《中山大学文学院院刊》1948年2期。饶宗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年版。
②  Maglioni，Rafael：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in Eastern K wangtung，.p.131-137．
③  翦伯赞：《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史地周刊》第4期，《文汇报》（香港版）1948年10月1日。
④  《广东曲江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器时代的石峡文化》，《人民日报》1977年6月15日。
⑤  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均见《文物》1978年7期。
⑥  彭适凡：《试论山背文化》，《考古》1982年1期。
⑦  1982年5月底，笔者至湖南博物馆，承何介均、单先进两位同志介绍两处遗址并参观有关实物。
⑧ 《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4期。
⑨ 《考古学报》1959年4期。
⑩ 《理论与实践》(广东)1960年3期。
⑾ 《考古》1979年4期。
⑿ 《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⒀  贾兰坡、尤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年2期。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第137-13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⒁  安志敏：《关于华南早期新石器的几个问题》，《文物集刊》3。
⒂  对第7、第15、第11地点，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和博物馆，都曾进行试掘，材料未发表。
⒃  南海县博物馆西樵山文物陈列室简介。苏秉琦等：《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
⒄  见《初步调查》一文，《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59年4期。
⒅  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⒆  夏鼐：《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年10期。
⒇  苏委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
(21) 安志敏：《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主要成就》，《文物》1959年10期。
(22) 见《复查》一文，《考古》1979年4期。黄慰文：《西樵山访古》，《化石》1978年3期。
(23) 1978年夏、秋季，省博物馆粱明燊等同志对火石迳进行过试掘；1980年，曾骐等师生对太监岗进行过试掘。承他们向笔者介绍情况并参观实物。
(24) 1962年以来，笔者有机会分别陪同梁钊韬、贾兰坡、卫奇、吕遵谔、吴汝康等诸位老师参观考察西樵山遗址，听到他们的学术报告和见解。
(25) 曾骐：《西樵山东麓的细石器》，《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26) 安志敏：《海拉尔的中石器遗存——兼论细石器的起源和传统》，《考古学报》1978年3期。
(27) 贾兰坡：《中国细石器的特征和它的传统、起源与分析》，《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2期。
(28)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5期。
(29) 夏所长1980年2月4日给笔者的复函，我认为对西樵山文化命名带有指导性意义，特转引于此。信中提到的K.C.Chang即美籍华裔考古学者张光直，在其所著的《古代中国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一书第76-79页“华南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文化”(Final palaeolitic and mesolithic Cultures of South China)一书中曾叙述到西樵山文化。
(30) 郑德坤在该书“西樵山文化”一节中，认为西樵山和两广的一些洞穴遗址、贝丘遗址这类既出有传统的打制石器，又有磨制石器、夹砂陶器的遗存，应同属于新石器而不是中石器的文化遗存。
(31)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一册35页，1976年版。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33页。
(32)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
(33) 《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编写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初稿)第一册第3-4页，1976年。
(34) 蒲台岛有肩石锛，见秦维廉：《香港古石刻一源起及意义》，图十六；芦须城遗址采集的一件霏细岩石器为笔者1981年10月赴港考察时一起发现并鉴定的。其他相似之文物见《南丫岛深湾——考古遗址调查报告》，香港考古学会有关期刊及罗帕美华丽莉：《香港石锛》(Stone Adzes of Hong Kong)一书，等等。顺便指出，笔者不赞成那种认为深湾F文化层是“和平文化”的分布区或受其影响的看法。
(35) 《广西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文物》1978年9期。《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年1期。
(36)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7) 莫稚：《广东宝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7年6期。
(38) 杨式挺、陈志杰：《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3》。
(39) 李始文：《广州东郊飞鹅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报)》1959年4期。麦英豪：《广州东郊古遗址调查试掘记》，《考古通讯》1957年5期。
(40) 1982年8月中旬，笔者与深圳文物普查训练班同志们两次到大梅沙、小梅沙遗址调查。在深圳-葵涌公路一侧、濒海的沙丘断面(有的高达3-4米)反复寻找均未见文化层。两处采集的新石器陶片，几乎都是夹砂粗陶，火候低，易破碎。器形有釜、小罐、圈足豆(或碗)，纹饰以各种划纹、绳纹为绝大多数。但大梅沙也采集到两片方格纹、半重圈纹的印纹陶。
(41) 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12期。
(42) 莫稚：《深圳市考古重要发现》，《文物》1982年7期。
(43) 见《深湾》报告第272页。秦维廉：《香港考古》(英文版)第50-51页。
(44) 采自《香港考古学会期刊》(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Archaeological Society)第2期20-21页，1970年。
(45) 1976年夏，香港中文大学屈志仁先生赠送我馆的一批香港出土陶片标本中，有一件舂坎湾遗址的圈足盘残件，圈足上有红彩花纹。
(46) 插图承彭如策同志提供。
(47) 杨式挺等：《谈谈佛山河宕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集刊3》第234页。
(48) 麦兆良：《粤东考古发现》(英文版)一书中提到海丰沙坑遗址等发现过彩陶，未见图片及实物。又潮安陈桥村遗址出土的夹砂陶釜口沿上也见有赭红色宽带彩，有的称之彩绘。未见泥质陶的彩陶。
(49) 南京博物院编：《江苏彩陶》图4、16-19，文物出版社，1978年。
(50) 韩起：《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图版拾壹：a等；《考古》1979年3期；吕荣芳：《福建、台湾的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关系》图九：3，《文物集刊3》第184页。
(51) 灶岗、茅岗、深圳鹤地山、赤湾村等遗址系我馆发掘，发掘报告待发表。
(52) 莫稚：《深圳市考古重要发现》，《文物》1982年7期。
(53) 莫稚：《广东考古调查发掘的新收获》，《考古》1961年12期。
(54)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中部低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学报》1960年2期。
(55) 据《深湾》报告，详见《深湾的人类遗存及葬俗》专论。
(56) 吴新智：《广东增城金兰寺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类骨头》，《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3期。
(57) 韩康信、潘其风：《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第1卷第1期，1982年8月。
(58) 韩康信、潘其风：《我国拔牙风俗的源流及其意义》，《考古》1981年1期。
(59) 韩康信、潘其风：《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第1卷1期。
(60) 吴新智：《广东增城金兰寺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1期。
(61) 载《大藏经》第五十一卷，传中记唐代鉴真和尚被飘泊到海南岛崖州时，见到“人皆雕蹄凿齿”的情形。参看拙文：《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广东)1982年1期。
(62) 参照《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一分册；李春初、杨干然等：《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发育和演变》，中山大学地理系1976年科学讨论会文稿。
(63) 王将克：《广东西樵山亚洲象——新亚种头骨的记述》，《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2期。曾昭璇：《试论珠江三角洲地区象、鳄、孔雀灭绝时期》，《华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0年1期。
(64) 河宕的硬头海鲶保存有上枕骨、前额骨，由笔者鉴别；金兰寺的硬头海鲶及龙江村的马来鳄，由笔者从我馆藏品中查出。
(65) 龙江村猪骨、蚶类、蚝类主要据《珠江三角洲贝丘遗址》一文，笔者未作核对。
(66) 据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标本ZK543-1，ZK544-2，见《考古》1980年4期。
(67) 据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测定标本ZK543-1，ZK544-2，见《考古》1980年4期。
(68) 参看夏鼐：《碳-14测定年代与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4期。

(载《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