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式挺

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笔者在《广东考古结硕果，岭南历史开新篇》一文第一部分⑴、《建国以来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略述》⑵、《试论西樵山文化》(以下简称《试论》)⑶、《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探讨》(简称《类型探讨》)⑷、《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相关问题的探讨》(简称《相关问题》)⑸等文稿中，作过一些概述和探讨，其他学者亦发表过不少著述⑹。最近几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新的发现，自然又提出不少新看法和新问题。本文暂以《类型探讨》和《相关问题》两文作为基础和线索，着重探讨与毗邻原始文化的一些关系。

一、独石仔——黄岩洞类型

以阳春县独石仔和封开县黄岩洞为代表，分布于粤西、粤北石灰岩溶洞的一种以砾石砍斫器为主要特征的旧石器晚期向新石器早期过渡的文化遗存。其基本特征是：
1.洞内堆积一般为灰褐色胶结，含螺壳、炭屑、烧骨和现生种动物化石，偶有犀或貘(如独石仔下层)，说明开始进入全新世时期。
2.文化遗物以打制石器为主，出现少量刃部磨光的切割器、斧形器和骨角蚌器等。石器有各种砍斫器、刮削器、石锤、石砧和凿打加磨的穿孔砾石(有的称“重石”)。石核石器多，石片石器少。以单面单向打击的砾石砍斫器最富特色(图一，1～5)。
3.发现有“晚期智人”(新人)化石。
4.未发现陶器共存。
5.未发现明确的墓葬。
6.经济生活以渔猎和采集为主。

独石仔——黄岩洞类型遗存，与广西柳州白莲洞第二期文化(第4-2层)、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桂林东岩洞、来宾盖头洞、柳江陈家岩、崇左矮洞等，从文化内涵、特点和性质上有许多共同之处⑺。从两广的毗邻关系特别是同属珠江（西江）流域看，两广的这类遗存，应有一定的文化关系。我们从两省年代较晚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密切关系。

由于这类洞穴文化以砾石砍斫器为主要特色，而砾石砍斫器的工艺传统，在华南以至东南亚，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这类遗存不与陶器共存，又已出现了刃部磨光石器，包括石斧、锛和磨盘、磨棒。测定的年代一般在距今12000-10000年前。因此，有的主张属旧石器晚期⑻，有的主张属新石器初期至早期，有的主张属中石器时代⑼，也有认为应称“前陶新石器时代”⑽。这不仅是不同地点遗址遗物之间的差别问题，而且还涉及我国有无中石器时代遗存以及中石器、新石器时代的含义和标准问题。不过，如上所说，我觉得独石仔——黄岩洞类型已不宜划入旧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如何，两广这类遗存的深入研究，对探讨我国南方以至东南亚旧石器向新石器的过渡、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发生问题，都有着重大意义。

二、青塘类型

以英德县青塘墟朱屋岩、吊珠岩等七个洞穴和始兴县玲珑岩为代表，分布于粤北(包括南雄县梅岭中站的遗物点)、粤西石灰岩溶洞的一种含有原始陶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这类遗存目前尚未进行较深入的发掘。其主要内涵和特征是：
1.灰褐色较松软胶结堆积，含大量敲去尾部的田螺介壳和现生动物化石（轻微石化)。
2.生产工具仍以砾石打制的砍斫器为主，未见钻磨穿孔砾石，已出现较多磨刃的斧锛型器(图一，6)。还有少量磨刃鹿角凿形器和穿孔蚌器。
3.出现了广东目前年代最早的陶器。数量少且破碎，为夹砂红褐陶，素面或绳纹，有的施红衣，器形不辨，烧成温度为680℃。地层中不出几何形印纹陶。
4.发现过轻微石化的人骨。未发现明确的墓葬。

青塘类型与广西柳州大龙潭鲤鱼嘴下层即第一期文化，在文化内涵和年代上比较接近⑾。鲤鱼嘴下层石器以砍斫器、刮削器为主，磨刃石斧仅1件。但有相当数量的燧石小石核和石片。还有1件穿孔砾石，这是和白莲洞第二期文化相似的。陶片8片，其中7片为夹砂绳纹陶。在动物遗骨中，还有个别的犀牙化石，这也表明华南出个别犀、貘的遗址，不能作为归属旧石器时代的标尺。鲤鱼嘴下层的上部还发现有代表6个个体以上的四堆人骨(墓葬)，葬式有仰身屈肢和俯身屈肢等。这是青塘类型不见的。鲤鱼嘴上文化层即第二期文化仍以打击砾石砍斫器、刮削器、石核为主，磨制石斧、锛和陶片比下层增多，陶片饰绳纹、划纹，还有蚌刀和骨针等。

据此，发掘者认为鲤鱼嘴第一期文化与青塘洞穴的年代最接近，而第二期文化则大致与桂林甑皮岩下层、江西仙人洞下层相当。青塘类型与鲤鱼嘴是否为同一类型?它与万年仙人洞、甑皮岩等又有什么关系?过去的论者多从石器和遗址年代进行对比，少从陶器上进行具体对比，但陶器是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和类型的主要标尺之一。若从青塘、玲珑岩、仙人洞、甑皮岩已知的陶器器形看它们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广东还未发现如鲤鱼嘴、甑皮岩的墓葬和葬式。因此目前还无法说明彼此之间的文化关系。不过，从青塘出土的三角形两边刃砍斫器到独石仔出土的三角形单面刃砍斫器这一重要线索，可以看到青塘类型似是独石仔——黄岩洞类型的部分承袭和发展。

三、陈桥类型

以潮州市(原潮安县)陈桥村和池湖村凤地为代表，分布于韩江三角洲沿海贝丘遗址的一种新石器中期文化遗存。塔下村的石尾山、头塘村的海角山应属同类遗址。从沿海地理位置和文化内涵及其主要特征看，今广西防城县(原广东东兴县)的亚菩山、马兰咀山和杯较山贝丘遗址，应与陈桥类型较为接近。但也有区别：如亚菩山、马兰咀山下层所出的相当典型的打制手斧状器，陈桥类型罕见或未见，说明年代应较早⑿；东兴出土的磨光双肩石器和长身石铲，陈桥类型也未见。

所谓两者较为接近，如文化堆积中的自然遗物都以海生的蠔(牡蛎)、蚶为多，生产工具都有打制尖状器(“蠔蛎啄”)、砍斫器、手斧状石器，尤以用于采蠔的“蠔蛎啄”富有特色且数量多(图一，7、8)。都出现了定型的磨光梯形或矩形石锛、斧，潮州池湖村凤地遗址的磨光锛比陈桥数量、型式更多⒀。陈桥和东兴的陶器，都以夹砂夹贝壳末的红褐陶为主，纹饰除素面外以绳纹、划纹为多，偶有篮纹，还有不少带红陶衣的。陈桥村有少量蚶壳印纹陶和赭红宽带彩绘陶。两地的器形主要都是圜底釜罐类和敛口钵。但池湖村的陶釜罐已为薄胎、小型，较为进步。总之，陈桥类型和东兴的几处遗址，各有自己的先后早晚，但两者的年代是大体相当的，大约距今7000-6000年，它们虽不属同一文化，但应有较密切的关系。

过去我曾将澄海县苏北村、内底村贝丘归入陈桥类型。近年到澄海县博物馆看了内底村出土的一批骨镞(鱼叉)。这些骨镞多呈灰黑色，有斑点，不少的一面为疏松海绵状骨组织，没有“钙化”现象(即使4000多年前的佛山市河宕下层即贝壳层出土的象、鹿、狗等兽骨和龟、鱼骨，也有“钙化”现象)，质地轻，不似陈桥村骨器(以及不少骨料)呈黄蜡色、质地较重。于是意识到将内底村归入陈桥类型有误。现据《澄海县文物志》，内底村(里美村)第三层出过36件骨镞(鱼叉)，并有人颅骨和夹砂陶片。贝壳标本C14测定为距今4330±100年⒁。

有的同志将陈桥村贝丘遗址、海丰沙坑遗址划入福建蚵壳墩类型遗存。文章写道：“除福建金门蚵壳墩、闽侯溪头和平潭南厝场等遗址外，广东东部沿海的潮安陈桥村贝丘遗址和海丰沙坑也发现过同此类型相近的陶片。”又说：“蚵壳墩类型在陶器上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是分布于福建和广东东部沿海的一种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⒂。

韩起先生在《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一文中认为，大坌坑文化一类遗物的分布不限于台湾岛内，而广见于我国东南沿海。他认为金门富国墩(蚵壳墩)陶片的刻划纹、贝印纹与台南八甲村的大坌坑文化相近，年代也相应⒃。大坌坑文化的一个C14测年为前4450-前4355，但不是最早的年代。同文指出，自台、闽向西沿广东海岸看，新石器时代较早期以绳纹或贝划纹为主要特征的遗址，其存在是清楚的。如潮安陈桥村、海丰北沙坑、南海西樵山、香港南丫岛深湾、南宁、东兴贝丘，以及越南和平文化、北山文化和泰国仙人洞。

对上述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据看到的部分图照，大坌坑文化的主要器物夹砂绳纹罐(瓿)的那种唇颈之间起凸脊、凸脊上部施“城垛”状和波浪纹划纹的特点，中间带孔的短圆柱和带孔的方形鋬陶器，长三角形中心带孔石镞等，都是陈桥村、北沙坑、西樵山周围遗址未见的⒄。其次，富国墩(蚵壳墩)遗址我们只看到简报上刊出的5片夹砂陶纹样拓本和10多片陶片照片⒅。正如简报指出，富国墩“贝塚中采到许多黑色和红色的陶器破片，有素面的，也有带纹的；纹样型式以贝印纹和指甲纹为主，利用种种蚌类的壳缘印出波浪纹、点线纹、直线纹等；指甲印出弧纹列。此外亦有横线、斜线和横列短直线的刻印纹。陶片之外只有采到凹石一件、石把手一件”。富国墩遗址的年代，经用贝壳标本作C14测定，为距今6300-5500年。

富国墩贝丘遗址陶片上的一种贝印纹的点线纹(乍看近似细密方格纹)，可以在深圳市大鹏咸头岭遗址的陶片上找到。咸头岭发掘450平方米，在其第三层出土较丰富的新石器中期偏晚遗物。石器有磨光长条形和梯形斧、锛及刀、锤。陶器以夹砂绳纹、刻划纹、贝印纹陶为主，器形有罐、壶、盆、钵、碗、豆、杯和器座，泥质陶少，还采集一彩陶圈足盘残件⒆。大坌坑文化、富国墩遗址和平潭南厝场、壳坵头遗址陶片上的刻划纹、贝印纹、指甲纹和篦点纹等，可在陈桥村、北沙坑、深圳咸头岭和香港深湾F层等遗址找到，如深湾有个别陶片象大坌坑的双线划纹，泥质陶上有一些指甲纹。肇庆市龙一蚬壳洲贝丘遗址也见有1片贝印纹陶片。但应当指出的是，绳纹、刻划纹、篦划纹和篦点纹是几何形印纹陶出现之前我国许多新石器早期陶器上通常施行的、普遍出现的纹样(当然具体纹饰各有差别)，贝印纹则是沿海贝丘遗址的特定产物。我们应根据各地遗址的陶器群特征和共存遗物来划分不同文化或类型。总之，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我以为大坌坑文化、富国墩类型与陈桥类型、北沙坑、金兰寺一期文化不是同一文化，只是它们之间或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关系。

四、西樵山文化(或称金兰寺文化)

所谓西樵山文化系指分布于珠江三角洲以至环珠江口沿海市县及其岛屿的一种新石器中期和晚期的区域文化。我在《类型探讨》中分为西樵山一期文化和西樵山二期文化。从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西樵山及其周围遗址，佛山河宕、灶岗，肇庆龙一蚬壳洲以及香港深湾等典型遗址文化层叠压关系及其陶器等器物的共存演变关系看，二期和一期有着继承发展关系。随着近年来在珠江三角洲和沿海岛屿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对这一地区的考古学编年序列(包括西樵山文化)有了新见解，这里姑置不论。现仅就西樵山文化(或称金兰寺文化)的主要文化因素与外部的关系，作些简单探索。

1.双肩(有肩)石器问题  我国的双肩石器(包括斧、锛、铲、锄)，当以两广发现最多，尤以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南路地区、海南岛及广西的左右江流域和南宁地区较为集中。有人认为，有肩石器与有段石器结合而成为有肩有段石器，也是广东石器的一个特点。

广东双肩石器的起源地，令人信服的地点是南海县西樵山(石器制造场)。西樵山盛产的燧石、玛瑙主要用于制作细石器，而霏细岩则是双肩石器等大石片石器的主要原料。西樵山遗址的细石器和双肩石器出现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最近发表的曾骐同志的《论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说，南海西樵山在距今5400年左右时，是制造双肩石器的大型石器制造场，对华南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又说，据近年的C14测定年代数据，西樵山细石器的年代大概在距今6300年左右。西樵山两类石器的发现及年代的确定，给珠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树立起可靠的年代标尺⒇。1981年在深圳盐田小梅沙遗址，发现夹砂绳纹陶、彩陶与燧石打制细石器共存，是西樵山细石器可早到6000年前的又一个证据。珠江三角洲发现的有层位依据和只出绳纹、刻划纹陶而不出几何形印纹陶的遗址，如金兰寺、万福庵、夏江村、蚬壳洲和新会罗山嘴等，均出土有霏细岩双肩斧、锛，似乎可证明双肩石斧在距今6000-5500年前已经出现。广西发现双肩石器年代较早的是东兴县(今防城县)亚菩山贝丘遗址和南宁西津贝丘遗址，其年代亦在距今6000-5000年前。大新歌寿岩、龙洲团结村亦发现有与大石铲共存的双肩石器，其年代又当较晚。云南亦发现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台湾省台北大坌坑上层等处的圆山文化，发现有相当数量的有肩石器和有段石器，无疑是由大陆传去的。圆山文化的有肩石器形式多样、用途有别。有器身呈方形的，也有长身的；有柄部较长的，也有较短的；有肩角呈直角的，也有钝角的（21）。这些在广东并不罕见。其中那种长柄长身和短柄长身的石铲，在海南岛更为常见（22）。

圆山贝塚遗址墓葬也流行仰身直肢一次葬，并有人工拔牙的风俗。考虑到福建、浙江双肩石器不盛行，因而由广东(包括海南岛)沿海传去的可能性大。此外，东南亚国家如越南保卓文化等新石器晚期遗址(23)、印尼苏门答腊、爪哇等地都有发现（24）。结合其它资料，看来应与岭南双肩石器有关。

2.绳纹圜底釜问题  绳纹圜底夹砂陶釜是西樵山文化常见和主要的炊器，也是全省除石峡文化盛行用鼎(同时也用釜)之外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炊具。此类陶釜还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活化石标本，使用年代漫长，在岭南东汉两晋南朝遗存中还可以见到它，而且形制并没多大改变。陶釜罐在新石器早期应已出现，但缺乏完整器，在新石器中期的金兰寺下层、香港深湾F层可以找到完整器。金兰寺陶釜，敞口，圆唇，深腹，厚胎，形制不规整，绳纹粗犷，颈有锥刺纹。深湾陶釜直口或敞口，圆腹或扁圆腹，通体绳纹，上腹多加篦划波浪纹，有的口沿面加短弧线纹。这时期的筒形支座在香港深湾已有出土。新石器晚期和末期的陶釜，其较完整器形可以在石峡文化墓葬、佛山河宕、南海灶岗、香港深湾Cb层等地看到。主要特征是口沿加宽加大，为大敞口甚至盘口，不少口沿面留有清晰的轮旋纹道。这个时期除绳纹外，出现了几何形印纹陶。河宕、灶岗、金兰寺中层等地出现了云雷纹等具有广东早期青铜文化纹饰风格的印纹，其绝对年代已到了中原的商代。因此对绳纹夹砂釜的年代应作具体分析。

3.广东彩陶的源流问题  广东的彩陶，目前多发现于狭义的珠江三角洲和环珠江口市县大陆及岛屿的贝丘、沙丘(沙堤)遗址。已知的东起增城金兰寺、东莞万福庵，西及肇庆市龙一蚬壳洲贝丘遗址，中间有中山市龙穴沙丘遗址，南有珠海市淇澳岛后沙湾及澳门路环黑沙湾沙丘遗址，东南则有深圳市盐田小梅沙、大梅沙和葵涌镇大黄沙等沙丘遗址，还有过深圳河在香港特区的舂坎湾、蟹地湾、铜鼓洲和南丫岛的大湾等沙丘遗址，都发现属于新石器中期(距今约6000-5000年)的彩陶（25）。这些彩陶器的器形，除金兰寺有1件陶钵口沿绘一道宽带状彩外，其余主要是一种敛口或直口的矮圈足镂孔盘，以深圳小梅沙出土的一件最为完整，数量和所占比例可能以中山市龙穴遗址试掘的统计材料为多。圈足盘有大中小多种型号，图案有短直线纹、带状纹、圆圈波浪纹(香港)、勾连弧线纹，中山龙穴的较复杂而不甚清晰，几乎都是红色、赭红色彩，东莞、珠海、肇庆、香港等有的在白衣上再绘赭红彩、红彩。从与彩陶共存的绳纹、刻划纹、篦点纹夹砂陶，细石器(小梅沙)和常型石斧、锛，尤其是咸头岭沙丘遗址的长身、短身石斧、锛，绳纹刻划纹和贝印纹陶，可推测其年代已达距今6000年左右。肇庆蚬壳洲遗址的一个C14测年为距今5130±120年(未校正)，但不是这些出彩陶的遗址中年代较早的(图一，22、26、31～36)。

广东新石器末期的彩陶，目前在佛山河宕、南海灶岗、通心岗、鱿鱼岗等贝丘遗址可能仍有发现。器形主要还是圈足盘，还有个别的圈足小罐。河宕下层等遗址的测年为距今4000多年，河宕类型遗存的下限年代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早期。

广东新石器时代彩陶，目前发现的已有10个以上的市、县近20处遗址，可以肯定广东存在着彩陶。广东彩陶是土著的抑或外地传来的，目前还难以确切回答。若从圈足盘这种器形和以连弧纹配以圆点纹，口、下腹、圈足间施以带状纹，圈足内外多有带状彩并有刻划水波纹看，广东的彩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若从金兰寺的带状纹钵及圈足盘的长短直线纹、连弧纹看，则应与我国东部沿海的彩陶有关。广西至今未见类似的彩陶，表明广东彩陶不可能从西边来。解放前，海丰北沙坑发现过彩陶圈足盘，潮安陈桥村发现过宽带彩绘的陶釜罐，提供了一个广东彩陶来源的线索。台湾凤鼻头文化和福建昙石山及其他地点文化虽发现有彩陶（26），但其图案花纹差别较大，且年代较晚，是故广东的早期彩陶不大可能从闽台传来。据载，早期的山东北辛文化有一种口部外侧绘一周红色彩带的红顶碗；晚期的江苏青莲岗和大墩子遗址发现过内壁绘彩的陶钵，纹样是用简单线条组成，这与广东彩陶或许不无关系（27）。珠江三角洲发现的人骨拔牙资料透露了这种信息。

4.墓葬、人骨与拔牙  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晚期和末期发现的87座墓葬，在《试论》和《相关问题》两文已作过介绍。1985年秋，省文物队又在南海县百西乡鱿鱼岗贝丘遗址发掘了与河宕、灶岗同期的墓36座。1986至1987年，省博物馆在肇庆龙一蚬壳洲贝丘遗址发现墓葬24座、28具人骨。这147座墓中保存较好的人骨，经鉴定，有几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一个是体质特征和种系方面的问题，河宕组成年男性平均身高166、女性154厘米；鱿鱼岗组男性平均身高157.18、女性155.29厘米。金兰寺人骨为蒙古人种，河宕组为蒙古人种南亚边缘类型，鱿鱼岗组为“蒙古人种中的华南人”（28）。一个是拔牙(凿齿)方面的问题，经鉴定，金兰寺人骨有1个个体拔牙、河宕19个、鱿鱼岗5个，共计25个(男15、女10)。另外，据初步观察肇庆蚬壳洲也有1例人工拔牙，拔除上颌内侧门齿。从年代上说以蚬壳洲为早，C14测定为距今5130±100年。其余多为距今4000多年。再有一个是束发用具的问题，1977年在河宕M25人骨头顶上发现1件带槽骨饰，手上还带1个象牙环，我据江苏刘林墓曾发现过一种骨发约，推测也应是一种束发具（29）。1985年，鱿鱼岗墓葬中，有1座墓人骨枕骨上置一对獐牙，还有1座墓出有骨梳，为我们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对上述墓葬发现的意义，有关研究人员指出：河宕墓葬人骨是“迄今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同类材料中纬度最低的一批材料，这些材料对研究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点有重要意义”(30)。有的研究人员指出：“河宕组的头骨形态反映出既有蒙古人种的特征，又兼有尼格罗-澳大利亚人种的性状，这种现象早在前一时期的河姆渡和甑皮岩组的头骨上就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河宕组和金兰寺组的头骨都存在人工拔牙的现象，拔牙的主要形态是拔除上颌一对侧门齿，这与大汶口文化中的拔牙形态相同。这种相同的风俗习惯，大概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我们不能排除珠江三角洲存在的这种拔牙风俗是源于大汶口文化的可能。”鱿鱼岗组还发现有拔除上右第一前臼齿的2例人骨，这种拔牙类型目前仅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1例（31）。因此，珠江三角洲金兰寺发现的圆头形态，金兰寺、河宕、鱿鱼岗以及蚬壳洲等处发现的人骨种系和拔牙习俗，“可能对探讨我国沿海的民族起源和迁移有一定意义”（32）。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肇庆蚬壳洲发现的人骨葬式以侧身屈肢葬为主，仅有2例为蹲葬和双手反绑于背的俯身屈肢葬。这种屈肢葬在广东新石器墓葬中尚属首次发现。对于它的源流尚待进一步探索。就毗邻省区发现的材料看，它很可能与西江上游广西桂林甑皮岩、尤其是横县西津、邕宁长塘和扶绥敢造等贝丘遗址的侧身屈肢葬有密切关系，应同为百越之先民的风俗之一（33）。

五、石峡文化

石峡文化是广东境内一种以使用磨光穿孔石器、三足陶器、琮璧礼器为特征的和以稻作经济为主的新石器晚期文化。

苏秉琦先生在《石峡文化初论》一文中指出，石峡遗址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岭南地区从原始社会到秦汉以前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把重要的钥匙；还为我们探索这一地区社会发展诸阶段与我国其它诸文化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不言而喻，它也是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关系的一个出发点”（34）。这言简意赅的评说，指明了石峡文化和石峡遗址发现的意义。

那么石峡遗址包含了哪些时代的文化遗存呢?石峡遗址自1973年以来经多次发掘，揭露面积近4000平方米。1985年发掘，较明确地发现了一层年代早于石峡文化第Ⅰ期墓葬的文化层，从而进一步弄清了自下而上几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

最下层为早于石峡文化的第一文化层，暂称之“前石峡文化”遗存。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系：夹砂陶有一种夹细砂的直口鼓腹圜底罐，器型多不大，口颈和器身以饰细绳纹、篦划纹为主，缺乏完整器。泥质陶有一类矮圈足盘，橙黄皮，有的经磨光，圈足上施小圆镂孔和刺点纹，有完整器；另一类是橙黄或灰褐陶罐类，器形较大，都为破片，质地松软。绳纹划纹罐和矮圈足盘均不见于石峡文化墓葬。这层的圈足盘，形制与珠江三角洲新石器中期的彩陶盘及湖南安乡汤家岗大溪文化印纹白陶盘颇为相近。这层年代估计在距今6000-5500年前。由于这一层的居住生活遗迹已出现栽培稻谷壳和“炭化”稻米，因此可将广东出现人工栽培稻的年代，推至距今五六千年前(图一，17～21、25)。

第二文化层即石峡文化层，最主要是发现了可以分为三期的100座墓葬。

第三文化层即1978年“简报”所称的②B层，也称石峡中层，包括遗址、窑址和34座墓葬，遗址和墓葬还可以分期。

第四文化层即上文化层，“简报”称为②A层。属广东以夔纹硬陶和原始瓷为典型特征的青铜文化。连1985年发掘在内，此层已发现扇形钺、人面纹短剑、刮刀、镞、锥等青铜器30多件（35）。

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区原始文化的关系，《石峡文化初论》已有较全面的分析。1988年冬在曲江县举行的《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有关专家撰文热烈讨论。然而看法仍不一致。

吴汝祚在《试论石峡文化与海岱、大湖史前文化的关系》一文中，一方面认为石峡出土的鬶、觯形器和高柄杯，是石峡居民受大汶口一龙山文化影响下产生的；另方面指出在三里河遗址M249发现的一件浅钵形凿足鼎和日照两城镇遗址发现的一件盘形鼎，鼎身与石峡的盘形鼎酷似。文章比较了石峡、良渚和崧泽文化的贯耳壶、琮、璜、块和石钺，睁证石峡文化的居民与海岱、太湖地区之间，不仅在良渚、崧泽文化时期已有交流，而且曩上溯到崧泽下层的马家浜文化时期（36）。

黎家芳在《石峡文化与东南沿海原始文化关系》一文中，比较强调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密切关系，而认为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看不出有什么直接联系；认为大汶口——龙山文化对石峡文化的影响，是通过良渚文化而间接给予的。文章对陶鬶、锥形器(笄)和玉石琮、璧等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在东南沿海诸文化中，石峡文化可能只与良渚文化有直接的文化联系（37）。

曾骐在《石峡新石器遗址的文化因素分析》一文中，认为江苏武进寺墩M3的葬俗是石峡文化葬俗对良渚文化的反馈。还认为石峡的高领扁腹壶与屈家岭文化器类相似；陶甑、陶釜类型接近屈家岭文化同类器物(38)。

拙作《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内涵、分布及其与樊城堆文化的关系》一文，一方面将1982年以来在翁源、英德、连平、揭阳、封开、海丰等10多个县发现的石峡文化类型遗存的材料，作了搜集和描述。另方面提出了“在石峡文化与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区诸原始文化的关系中，应与江西樊城堆文化面貌最为相似、关系最为密切”的看法。例如，新余市拾年山墓地发现的火烧穴二次葬与石峡文化二次葬墓最为相象。新余变电所发现有随葬玉石琮、环、璜、玦的墓葬、德安、靖安县也发现过玉琮。在陶器上，石峡文化与樊城堆下层、筑卫城下层等遗址出土的鼎、鬶、豆、盘、壶等有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图一，9～13、15、16、23、24、27～29、38～40)。正如《江西清江樊城堆遗址试掘》一文所说：樊城堆下层的器物，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为密切，主要生活用具如罐形鼎、座上起棱的豆、盘形鼎，外形基本一致，特别是各式盘形鼎与石峡下文化层一、二期(笔者按：应指墓葬)的同类器物大同小异，而与第三期(墓葬)的相比较则几乎一样”。因而简报最后认为“樊城堆下层文化应是石峡文化在赣江流域分布的一小部分”。还有，从石峡文化二、三期墓葬出现了少量几何形印纹陶，至石峡中层阶段印纹陶的初步发展，再到石峡上层印纹陶阶段印纹陶鼎盛，这与江西筑卫城、樊城堆到吴城、新干、九江磨盘墩等遗址几何印纹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大致一样的。表明从鄱阳湖、赣江到北江(包括广东中部)是江南地区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关键(枢纽、核心)地区。也可以说明粤赣两省新石器文化的密切关系。因此，笔者推测，关于樊城堆文化与石峡文化之间关系的性质很可能就是“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当中的“赣江——北江区”同一原始文化系统的两种类型（39）。

石峡文化与湖南湘江流域的湘乡岱子坪一期遗存、长沙麓芝岭月亮山遗址的关系，我在《相关问题》一文已经提过。最近，笔者在湖南省博物馆看到1件出自长沙县广福乡梅薮村腰塘遗址的瓦状足盘鼎，形制与石峡文化的盘鼎酷似。为完整器，口径约24、高18.6、盘深5厘米。承长沙文物队何强和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何介钧同志来函告知，此盘鼎出自中文化层，共存陶器有釜形鼎、带凸棱座陶豆，接近于石峡文化的粗颈袋足鬶，有岱子坪一期的钁形、圆锥形鼎足等。而上文化层不见盘形鼎，而有小口细长颈的“冲天鬶”等，与岱子坪二期相似，属石家河文化即长江中游龙山文化。

何介钧在《湖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一文中指出，岱子坪一期遗存是一种新发现的文化类型，它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十分复杂。……盘鼎、钁形鼎足、长圆锥形鼎足、豆盘上的子母口和向上折沿的风格、双层式豆座等，都可以在石峡文化中找到接近的因素。文章最后指出：“在岱子坪遗址第一期遗存中，明显可见石峡文化的因素。因此，湘南应有接近石峡文化的遗址。特别是湘南的岭南地区，如宜章等地，属珠江的支流北江所经，极有可能分布有石峡类型的遗址，从而成为另一个单独的文化区”（40）。这种提示，很值得我们注意。

石峡文化与福建地区的关系，目前已有线索。最明显的是闽西长汀县四都羊牯岭工地，1972年出土过1件完整的瓦状足三足盘和2件扁平穿孔石斧(钺)（41）。实物见于闽博陈列馆。此类瓦状足三足盘和同型夹砂盘鼎，是石峡文化最典型的陶器之一。承闽博林公务、栗建安同志赐图(图一，14、30)，三足盘通高11.7、盘深3.5、口径18.7厘米；石斧均磨制、平刃，两面穿孔。较小的长13.4刃宽7.8、最厚1厘米；大的微亚腰，较似石钺，长17.4、刃宽约9.2、最厚0.8厘米。早在1955年，就在长汀河田区九个山丘遗址，发现过相当丰富的石器、陶器和陶拍等。有较多有段石锛，还有长身方体锛和扁平穿孔石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现有瓦状和“钁头形”鼎足，在闽西闽南少见（42）。九龙江流域华安县、平和县的一些遗址，曾发现过扁平穿孔石斧(钺)、长身矩形厚体锛。仙游县园庄公社土楼大队，1975年采集有2件类似石峡文化的弓背形石锛。一头有刃，刃宽于首。大的1件长约24.6、刃宽5.7、厚1.5厘米左右（43）。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暗示它们可能与石峡文化有交流关系，值得深入探索。

注释
⑴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⑵   《学术研究》(广东)1985年5期。
⑶   《考古学报》1985年1期。
⑷   《人类学论文选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⑸   《史前研究》1986年1-2期合刊。
⑹   莫稚：《略论广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朱非素：《广东新石器时代考古若干问题的探讨》，《广东出土先秦文物》，香港，1984年；朱非素：《浅析石峡文化和河宕类型文化遗存的几个问题》，《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⑺   何乃汉等：《试论岭南中石器时代》，《人类学学报》1985年4期；何乃汉：《岭南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及其有关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周国兴：《白莲洞遗址的发现及其意义》，《史前研究》1984年2期。
⑻   莫稚：《广东旧石器文化及其若干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4期。
⑼   邱立诚等：《广东阳春县独石仔洞穴遗址发现的犀和貘及遗址时代》，《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1期；宋方义等：《广东封开黄岩洞古人类文化遗址简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1期。
⑽   张之恒：《华南地区的前陶新石器文化》，《考古与文物》1985年4期；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第七章“华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⑾   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9期。   
⑿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的旧石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4年1期；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12期。
⒀   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东潮安的贝丘遗址》，《考古》1961年11期；潮安县博物馆：《潮安池湖凤地新石新贝丘遗址》，《汕头文物》4期。
⒁   澄海县博物馆编：《澄海县文物志》3页，1987年。
⒂   王振镛：《试论福建贝丘遗址的文化类型》，《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⒃   《考古》1979年3期。
⒄   大坌坑文化器物图照，参看了张光直：《凤鼻头、大坌坑与台湾史前史》一书第55-57页图，《耶鲁大学人类学专刊》(英文)73号，1969年；黄土强：《台南县归仁乡八甲村遗址调查》，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974年35/36期；黄士强、刘益昌：《全省重要史迹勘察与整修建议——考古遗址与旧社部分》一书有关部分。台湾出版，1980年12月。
⒅   林朝棨：《金门富国墩贝塚遗址》，《考古人类学刊》1973年33/34期，上引八甲村遗址调查及富国墩遗址资料承广州地理研究所副教授李平日提供，富国墩陶片照片承福建省博物馆林公务同志提供，一并致谢。
⒆   深圳市咸头蛉遗址出土的刻划纹、贝印纹、绳纹夹砂陶片，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曾骐借看；杨耀林、文本亨：《深圳文物考古概述》，《特区之窗——深圳博物馆》特刊，1989年。
⒇   曾骐：《论南方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3期。
(21)   同上注⒄有关部分。
(22)   详见杨式挺：《从考古发现探讨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23)   杰里米•戴维森：《越南近年来的考古活动》，《考古学参考资料》2辑，文物出版社1979年。
(24)   韩槐准：《中国古代与南洋之陶瓷贸易》，新加坡中国学会，1955年。
(25)   详见杨式挺：《试论西樵山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1期；中山市龙穴遗址彩陶，承中山市博物馆林再圆同志提供；肇庆蚬壳洲彩陶和珠海市后沙湾彩陶参看《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期有关文章；深圳市小梅沙、大梅沙、咸头岭和葵涌大黄沙丘遗址彩陶见上述注⒆等文。
(26)   吕荣芳：《福建、台湾的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关系》一文有关彩陶，《文物集刊》(3)。
(27)   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396页“青莲岗文化”。
(28)(31)黄新美、刘建安：《广东南海县鱿鱼岗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人骨》，《人类学学报》1988年2期。
(29)   杨式挺：《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学术研究》1982年1期。
(30)   韩康信等：《广东佛山河宕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入骨》，《人类学学报》1982年1期。
(32)   吴新智：《广东增城金兰寺遗址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3期；潘其风：《中国古代居民种系分布初探》，《考古学文化论集》1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33)   李岩：《浅谈两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屈肢葬》，《广西文物》1987年1-2期；陈小鸿：《高要广利贝丘遗址又有重要发现》，《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创刊号。
(34)   苏秉琦：《石峡文化初论》，《文物》1978年7期。
(35)   朱非素：《近年来广东考古发掘新收获》，《广东省博物馆馆刊》1988年创刊号；石峡发掘小组等：《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7期。
(36) ～(38)见广东省博物馆 曲江县博物馆编：《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三十周年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
(39)   同上注(3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40)   《考古学文化论集》1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41)   《福建日报》1972年9月13日。
(42)   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福建长汀河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1期。
(43)   华安、平和、仙游等县的石器，系笔者1980年在福建省博物馆文物标本室参观时所见。

(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年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