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鹏
关于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产生的年代，行内人士一般都认为，它产生于春秋时期，理由是在《吕氏春秋·审已篇》及《韩非子·说林下》书中都记载有"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赝往，齐人曰:'赝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 ?'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⑴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件鲁国君把假的"谗鼎"送给齐国而被齐国人识破的记载，反映出春秋时期已有仿制行为，说明了仿制技术已经产生，青铜器的修复技术与青铜器的复制、仿制、伪造技术是相辅相成的，因此，鲁国人给齐国人赝鼎的行为实际上就是青铜器修复技术已经存在的反映，所以，他们认为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应产生于春秋时期。
笔者认为，单凭《吕氏春秋·审已篇》及《韩非子·说林下》书中所记载的有关"谗鼎"的故事就判断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起源于春秋时期是不够准确的，理由有三点:
第一、《吕氏春秋·审已篇》 及 《韩非子·说林下》书中关于"谗鼎"故事的记载，并没有明确记叙鲁国专门派人依照齐国人所要索取之"谗鼎"的式样来仿制、伪造甚至是复制了另外一件"谗鼎"来代替原" 谗鼎 "送给齐国人，鲁国君只是"以其赝往"。"赝"，按《辞海》中的注释为"假的；伪造的"⑵，也就是说鲁国君不一定是依照齐国人所要索取的"谗鼎"之式样来专门重新仿制铸造出另外的一件"谗鼎"送给 齐国人，鲁国君也可能会是把另外一件在造型上、花纹上甚至是大小上与"谗鼎"相同或相近的铜鼎用来代替齐国人要索取之"谗鼎"送给齐国，因为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在西周中期(穆王时期)至春秋早期，我国的青铜器铸造大都是成对成组地生产，"同形同纹的成套器类次第铸出"⑶，因此，郭宝钧先生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六个阶段中的"组合阶段"，其特点就是"两件或两件以上的铜器或者大小、造型、花纹、铭文几乎完全一样；或者造型、花纹、铭文相同，而大小有别"⑷。所以，鲁国君要选取一件在造型、花纹、铭文、大小上与齐国所索取之"谗鼎"相同或相近的铜鼎给 齐国人，在当时却非难办之事。事实上，要依照"谗鼎"的式样和大小重新仿制铸造出另外的一件"谗鼎"送给齐国人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它必须要经过塑型、做模、制范、烘干、铸造、修坯等工序，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在当时齐国大军压 境，兵临城下之危急关头，鲁国君再派人依照"谗鼎"的式样和大小进行仿制而又不让齐国人知道，这是极难办到的。因此，鲁国君唯有派人选取了一件与齐国人索取的"谗鼎"相同或相近的铜鼎来代替，结果被见过原"谗鼎"的齐国人和乐正子春所识破。所以，笔者认为，《吕氏春秋·审已篇》及《韩非子·说林下》中关于"赝鼎"的故事记载中，既然没有明确记载着当时已有仿制、伪造或复制之行为，也就不能够把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的起源定在春秋时期，但我们可以把"谗鼎"故事的记载看作是青铜器辨伪工作的开端。
第二，假如鲁国送给齐国的"赝鼎"确实是鲁国君派人依照原"谗鼎"的造型、花纹、铭文和大小来进行仿制，仿制行为在春秋时期已存在，但我们也不能把这种仿制行为看作是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已产生的表现。因为模仿行为是人类的一种天性，"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 (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 ，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⑸。人的本能决定了人脑在思维过程中，对事物的反映首先想到的就是模仿，然后通过模仿再从中找出事物的规律性，从而再进入到创造。过去，人类看到鸟儿有翅膀能够 在天空中飞翔，于是就有人模仿鸟儿，在双臂上插上用羽毛做成的翅膀学飞，后来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改进，最后人们才懂得运用"创造性思维"中的"相似律"，"根据翅膀的形状(几何相似) 、结构特点(结构相似)和空气动力作用(动力相似)发明了飞机(功能相似)" ⑹。同时，模仿又是人类在生产劳动中最容易获得劳动成果的一种途径，所以，它又是人类生产劳动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史前人类中，人类就是常常模仿动物的形像来进行狩猎活动的，非洲有一幅史前遗留下来的岩画，它非常形象生动地描绘了狩猎者把自己伪装(模仿)成鸵鸟，从而能够接近猎物──鸵鸟⑺，"这幅岩画非常生动地表现了最早的对动物的模仿怎样有助于狩猎活动的成功"⑻。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科技的发展，大多都是从模仿开始的，在模仿过程中通过引进和吸收人家的科技成果，可以使自己减少许多挫折，少走许多弯路。由此可见，模仿行为贯输着人类社会的始终，它不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因此，"赝鼎"记载中鲁国给齐国的"谗鼎"就算的确是仿制的，这种仿制行为也不能够说明它已反映出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的产生，它仍属于当时青铜器生产过程中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如果把这种仿制行为看作是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产生的源头的话，那么，这个源头产生的时间恐怕还要往前推，直推到青铜器生产出现时为止，因为"历代制器率仿前朝，商仿夏，周仿商，四千年来历代递仿，除少数创生之新式外，余者均为仿制"⑼，近年来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也都证实了早期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都是模仿在此之前的陶器产品而来的，"二里岗的铜器形制，都可在二里头的陶器中找到它的前身和特点，因此，二里岗铜器是源于二里头的陶器，似乎是可以肯定的"⑽。所以，笔者认为，就算鲁国的确是仿制了一件"谗鼎"给齐国人，我们也不能把这种仿制行为看作是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产生的源头。
第三，从词义上来看，"修复"、"复制"、"仿制"是三个涵义不相同的词组，关于"修复"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为:"修理使恢复完整(多指建筑物)"⑾。关于"复制"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为:"仿造原件(多指艺术品)或翻印书籍"⑿ 。关于"仿制"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为:"模仿一定的式样制造"⒀；从工作内容和工作的目的来看，"文物修复"、"文物复制"、"文物仿制"又是三项内容目的各不相同的工作，关于"文物修复"工作的内容，《中国博物馆学概论》中的论述为:"一是清除文物和标本上的一切附着物；一是修补文物和标本的残缺部分。其目的是恢复藏品本来的面貌，仿止附着的有害物质继续危害藏品"⒁。关于"文物复制"工作的内容，它是通过对原物的翻模、照相、制版、临摹、印刷等工艺，严格按照原物的原样原貌重新制作出另一件文物来，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好藏量少，易损毁，价值高的文物或者是使同一件文物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同时出现。关于"文物仿制"工作的内容，它是按照原物的一定式样来进行模仿制作的工作，其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某些需要而模仿原物进行制作的；我们还可以从现在对"文物修复"、"文物复制"、"文物仿制"工作的要求来看，由于它们三者之间的涵义、工作内容和工作目的的不同，所以，它们三者之间的工作要求也不相同，文物修复工作要求做到"要重视历史的真实，不能凭主观想象改动原物的面貌。复原部分要求做到与其余部分基本相仿，但也要显示出一定的区别"⒂。文物复制工作要求做到"要以原物为依据，不能主观随意制造"，"复制品的内容、表现方法、色彩特征、艺术风格等，都要忠实于原物，不能随意增减"，"制成品从外观上看与原物一致，达到几可乱真的程度"⒃。文物仿制工作由于只是摹仿一定的式样进行制作，所以一般只要求做到从外形外貌上看与原物基本一样，但细看与原物的样貌又有所区别，让熟识的人一看就知道是件仿制品。上述比较证明，青铜器的修复、复制、仿制工作，除复制与仿制在涵义上有较为相同之处外，它们三者之间仍属根本不同的三项工作，因此，我们是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根据"文物修复"一词的涵义、内容和目的、要求的特征，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修复工作，应该是指青铜器的修补和复原工作，它并不包括青铜器的复制和仿制工作，《吕氏春秋·审已篇》及《韩非子·说林下》中所记载的有关"赝鼎"的故事，就算鲁国的确是依照原"谗鼎"的式样仿制了另外一件"谗鼎"给齐国人，也仅属于是一种仿制行为，它与青铜器修复意义上的修补、复原工作是互不相关的，所以，我们是不能够把这种青铜器的仿制行为看作是青铜器修复的源头的。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所以，笔者认为，仅凭《吕氏春秋·审已篇》及《韩非子·说林下》书中短短数句关于"赝鼎"的记载，就确定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起源于春秋时期之说是不够准确的。
在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的起源问题上，也有个别人认为，当文物一问世时也就相应产生了文物修复技术，其理由是在传世或出土的许多青铜器中，都表露出有修补过的痕迹，这些修补过的痕迹有些是在铜器刚铸制出来时因有铸造缺陷如走水不到或是砂眼气泡等而补铸的，有些器物则是在当时日常使用过程中，由于损坏而修补过的。笔者认为在论述这种观点正确与否之前，我们必须要明确本文中所说到的"青铜器"是行内人士对青铜文物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而非那些
当时日常生活中的青铜器，因此如把那些在刚铸造出来或正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就经过修补的青铜器说成是青铜器修复技术产生的表现的话，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种观点是对"文物"一词其涵义没有弄清楚，关于"文物"一词的涵义 ，《大辞典》的注释是:"人类文化中所遗留下来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文化古物"⒄。按照注解，要成为"文物"，必须具备两点，一是历史性，二是价值性，根据这两个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从我国国情出发，更为具体地列明了
"文物"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㈠、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窑寺和石刻；㈡、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㈢、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㈣、重要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图书资料等；㈤、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⒅。那些刚铸造出来或正在
使用中的青铜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它们并不同时具备有历史性和价值性(指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因此，它们并不属于"文物"，而仍属于生产过程中的一件产品或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家庭用品，所以，它们虽经过修补，带有修补过的痕迹，但仍不能把它们称之为"文物"的修复。如把这些青铜器上带有的修补过的痕迹认定为当文物一问世时也就相应地产生了文物修复技术的提法也是不恰当的。
那么，我国的青铜器修复技术究竟是在什么时代产生的呢? 在历史文献资料记载中,有关青铜器的仿制和作伪方面的资料记载不少,但直接记载有关青铜器修复技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却不多，而且都是寥寥数语⒆。都没有直接记载有关青铜器修复技术的源流问题。根据近代青铜器传统修复技术工艺的特点，结合青铜器研究专家、学者所著述的有关文章和考古资料等，笔者认为，我国青铜器的传统修复技术形成的源头应该是在宋代，发展到明代才开始成为一种专门的工艺技术，也就是说，我国青铜器传统修复技术与青铜器作伪技术是一脉相承的，青铜器的修复技术是在青铜器的作伪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是随着青铜器作伪技术的发展而发展。
关于中国青铜器修复技术起源于宋代的观点，由王宏钧先生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一书中也见有提出，可惜也是寥寥数语，只提出了观点，而没有详细地论述青铜器修复技术的产生和形成过程，而且"青铜器修复技术出现于宋代，从皇家造办处到民间作坊"⒇之提法也不准确。根据资料记载宋朝虽设有官方的仿古铜作坊，专门负责从事朝庭的仿古铸器，但却没有设立"造办处"这一机构，"造办处"只是清朝乾隆年间才设置的一个皇家机构[21]。
青铜器的作伪是宋代以后才在民间由地下作坊开始出现的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它的本质特征就是专门从事"制造假的，冒充真的 (多指文物、著作等)[22]"的活动，与青铜器的仿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仿制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和仰慕，作伪则纯粹是为了商业的利益的，因此，青铜器作伪行为是随着社会对古代青铜器的需求而产生的，青铜器作伪技术又是随着社会对古代青铜器需求量的增加而发展的。
在宋代以前，由于"自汉世尊崇儒术，统一思想后，历代制礼作乐大都依据周制；礼乐器物的形式也多模仿古物[23]"。因此，青铜器的铸造方面除日常生活用品之外，礼乐器物的形式大多都是模仿古时的器物来铸造，这是得到社会承认和赞赏的一种生产，所以，根本无需要进行作伪制器。同时，由于作伪之风不存在，再加上那时的盗墓风气不盛行，古代青铜器出土不多，所以那时候对于破碎残缺的青铜器进行修复的情况就没有出现。但到了北宋中期，由于宋徽宗赵佶的崇古好古，复古之风盛行，"人们开始注意搜剔山泽，发掘土冢墓，出土古铜器日多。从出土的实物，可知以前图录如《三礼图》所绘的错误，故依遗物仿制以充庙堂的礼器[24]"。这时期仿制的青铜器工艺水平相当高，涌现了一批仿铸工艺精湛的匠师和作坊，他们所仿制的青铜器，"其仿制之佳者，可与古器等，虽精于鉴赏者，亦无法辨别其真伪"[25]，因此，一直都受到后代文物鉴赏界的称誉，如宋大晟编钟就是这仿制品当中优秀代表作之一，它是完全依照当时出土的
春秋晚期宋平公时代宋公戍钟的器形和纹样来仿制的[26]。宋代中期开始的大规模仿制青铜器行为，无形中也在大大地刺激了作伪行为的产生和发展，"上既仿制以崇古，下便伪造以图利[27]"，作伪者为使所伪造的古代青铜器逼真，他们针对当时的考古鉴赏界辨别古代青铜器的真伪"均扌屏 弃其他一切而不问，惟以锈色之如何以为凭，以为扼要"[28]的特点，伪造的手法也"趋随世而转易，世人既以锈色之良窳为取舍，则造伪者亦自专造伪锈以欺世"[29]，千方百计地在新铸的铜器上伪造出各种铜锈[30]，这种在新铸铜器表面上加工作锈的工序，与现代的青铜器修复技术对复原之配件进行咬旧、作锈工序是如出一辙的，现代青铜器修复的作锈工艺，正是这一传统工艺的继承和发展，所以说，青铜器修复技术的源头是从青铜器的作伪技术的产生而开始的。到了元末明初，这种作伪锈的技术经过改进，不但方法更多，所作的假锈亦更为逼真，而且还发展到出现了简单的修补技术和"改锹"(变造)、"拼凑"工艺，作伪者一方面对破损不严重的青铜器进行简单的修补工作[31]，另一方面把不能通过简单修补方法可以修复的破碎的青铜器残件通过剪裁和"冷焊 "(即今天的锡焊) 技术把它们拼接成为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这是古玩商人把一些破烂不堪的或不容易出售的古铜器进行处理的方法，关于当时的"改锹"和"拼凑"情况，明代洪武年间曹昭所编著的《格古要论》及高濂编著的《论新铸伪造》等书籍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述[32]，所有这些记述都表明了在明代早期，青铜器作伪行业中已经出现了焊接技术、作假锈技术和简单的修补技术，这些技术的产生，说明了由作伪工匠所兼担的简单的青铜器修复技术已开始出现，但还不很成熟，只是到了清代，尤其是到了清乾隆年间，由于宫廷提倡收藏和研究青铜器，使研究青铜器的学术风气兴旺起来，一些达官贵人就多方搜集出土的青铜器，造成青铜器价格昂贵，青铜器"不仅仅作为历史实证和文化的研究对象，而且被当作珍贵的财富加以收藏，这就大大刺激了当时的古玩业[33]"，使青铜器作伪之风更加盛行起来，制伪作假技术越来越
高，方法越来越新,并有了专门的行业,全国各地在民间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作伪流派[34]，比较有影响的流派主要有"北京派"、"苏州派""淮坊派、"洛阳派"、"西安派"等。他们主要从事青铜器的作伪(整器作伪或伪铭、伪花、改锹、拼凑等)工作，同时也兼担青铜器的修补工作。在皇宫内，"朝廷为了粉饰太平盛世，对先朝的数千年文明古物不惜重金设法恢复"[35],设置了内务府造办处，征招国中能工巧匠入内专门负责为宫廷制作和修复各种做工精巧，可与汉、宋器物媲美的金、银、玉、铜等器物，其中就有一位人称宫廷"八大怪"之一的青铜器修复能手──"歪嘴于"，他专门负责修复宫廷内珍藏的历代青铜器。宫廷里对青铜器的修复是为了收藏和供皇帝玩赏，所以它不同于民间的作伪，民间为能出售破损的青铜器而可以任意地进行"改锹"和"拼凑"，宫廷的修复者必须要在原器原物的基础上按照原物的基本风格运用传统的作伪技术工艺手法通过打坯、铸件、錾刻、焊接、作锈等方法把损坏的青铜器修复完整。由此可见，按照"文物修复"的定义，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文物"修复技术应该是从乾隆年间宫廷中的修复开始的。
清末民初，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历史文物的掠夺和盗卖，文物修复业也随着古董商人的"金石路子"和"洋庄生意"的兴旺而发展。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在河南安阳小屯殷墟的大规模发掘之前，一些古玩商为获取大量的青铜器出售，他们派人长驻河南等地一带，采用"论坑包"[36]办法来采购墓中的青铜器，结果不但得到了大量完整的青铜器，而且也得到不少残碎的青铜器，大量锈迹斑斑的"新坑"残破青铜器的出土，迫使专门从事作伪兼修复的工匠们摸索和创新出新的工艺，他们改进了过去那种"把破碎的铜器锡焊好，用胶水等调些颜色和土等抹成土的样子，传世铜器则用黑烟子等，作工非常简单粗糙[37]"的工艺，根据维修古亻家 俱时"榆木擦漆"的工艺，创造出"漆地磨光"、"点土喷锈"等方法。把那些残破相当严重的青铜器修补复完好 ，使修补复原之部位与原件原部位混然一体 ，天衣无缝，极难分辨出补配复原的地方。这个时候青铜器修复技术已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一代的青铜器修复工作者在继承和发扬传统修复技术的基础上，融进了现代的科技工艺和材料，使传统技术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形成了当代的青铜器修复技术，而且还将会随着历史的步伐，向更科学更先进的技术发展。相信将来，过去由作伪造假而产生和形成的那一套青铜器传统修复技术工艺也必将会被淘汰，取而代之的会是一种全新的青铜器修复技术。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青铜器传统修复技术是由北宋中期青铜器的作伪技术开始出现而产生的，在此之前的仿古作器只是属于日常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方面，而且"其数不多，在史籍上并未有以仿制古铜器著称的[38]"。到了明代，青铜器作伪行业已出现有由作伪工匠兼担的简单的修补古铜器的技术，但这还不属于真正的青铜器定义上的修复工作。到了清代中期，由于朝廷的崇古好古，官办的青铜器修复专门作坊的设立，真正意义上的青铜器修复技术才在传统的青铜器作伪技术的基础上发展成熟起来，再到了民国初年经过青铜器修复工作者对作锈色工艺的改进，一套完整的具有自己独立特色的青铜器修复技术正式形成，但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在不断地改进和发展中，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注释:
⑴. 程长新、程瑞秀著：《古铜器鉴定》之第一章第二节第8页，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1993年
⑵.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之第174页，1989年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90年12月。
⑶. 郭宝钧著：《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之第六章第二节第127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⑷. 邹衡、徐自强：《整理后记》，见⑶书第200页。
⑸. 见《亚理斯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中译本第11页，1962年版。
⑹. 游国经、钟定华主编：《创造性思维与方法》之第六章第五节第232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
⑺. 朱狄著：《原始文化研究》之第三章第八节第609页中图155，三联书店出版，1988年。
⑻. 同⑺书第608页。
⑼. 见赵汝珍著：《古玩指南》之第四章第三节第10页。
⑽. 同⑶书之第14～15页。
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之第1297页，商务印书馆，1989年
⑿. 同⑾书第345页。
⒀. 同⑾书第310页。
⒁. 文化部文物局主编：《中国博物馆学概论》之第五章第四节第108页，文物出版社出版，1985年。
⒂. 同⒁书页。
⒃. 同⒁书第116页。
⒄. 三民书局编：《大辞典》第1957页，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1985年。
⒅. 见1991年6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
⒆. 见邓之诚著的《骨董琐记之一》，《骨董琐记全编》之8页，北京出版社，1996年。
⒇.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之第六章第四节第2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1). 贾文忠编著：《文物修复与复制》之第一章第一节第6页，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6年。
(22)、同⑾书第1554页。
(23). 容庚、张维持著：《殷周青铜器通论》之第九章第132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
(24). 同(23)书页。
(25). 同⑼书之第11页。
(26).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之第八章第一节第5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7). 同(23)书之第133页
(28)、(29)同⑼书之第11页。
(30). 见赵希鹄著：《洞天清禄集》之第17页；见(28)书页。
(31). 同(21)书之第一章第5 页。
(32). 同(23)书之第133页；同(21)书之第一章第5页。
(33). 同(25)书之第534页。
(34). 同⑴书之第八章第二节第307页到313页。
(35). 同(21)书之第一章第一节第6页。
(36). 陈重远著：《古玩史话与鉴赏》之第二章第十一第160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0年。
(37). 贾文超写：《王德山与青铜器修复》，《文物天地》1996年第六期第41页。
(38)、同(23)书之第九章第132页。
本文发表于《中国博物馆1998年第3期》文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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