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鹏

织锦《广州全景》是广东省博物馆于1997年3月间征集到的一幅彩色风景镜片画，该画通高35cm，残宽75cm。图画虽自名为“广州全景”，但实际上只是反映了横贯广州城区的珠江河北岸从沙面岛南面白鹅潭边的圆弧最为凸出之部位到邻近人民南路这一地段的市井人情风貌。画面上，在绿树成荫、环境幽静的沙面岛有多座具有西方古典特色的建筑物隐隐约约地显露出来；河岸边，码头上停泊着两艘样貌豪华的客货两用轮机船，船的下层货仓中，“波门”(装卸货物的船仓门)洞开，数艘小船正仃靠在“波门”旁边；江面上，数十艘载客摆渡的小艇在江中穿梭其中，这是一幅市井风情景画(彩版一)。

织锦《广州全景》是以横披形镜片画的形式进行制作的，通常以这一形式制作的织锦镜片画，其右边画芯外的镶边空白处是织造有该镜片画的名称，而在左边画芯外的镶边空白处则有制作年代及制作者的落款。但该织锦除右边画芯外的镶边空白处织造有黑色字体的“广州全景”四字外，左边的镶边空白处由于残损的原因，仅遗留下织造的黑色文字笔画末尾星星点点的痕迹，分辨不清其原来落款的内容。由于没有任何可以清楚标明其生产年代的文字，因此，该织锦自征集以来，关于其生产年代的问题就一直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它是晚清时期的产品，有人认为它是清末民初时期的产品，也有的人认为它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产品，更有人认为它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品，等等。近年来，为考证该织锦的生产年代，笔者走访了一些相关的单位和个人，查阅了大量的照片资料和文字记载，经考证，笔者认为该织锦《广州全景》的生产年代应该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进行论证：

一、从织锦画面上的建筑物建造年代来考证

该织锦《广州全景》画面上主要的标志性建筑物共有四座：一是位于画面中线偏右外观威严宏伟的“广州海关”大楼(彩版一，1)；二是位于画面右边外观造型优美典雅的“广州市邮政局”大楼(彩版一，2)；三是位于“广州海关”大楼东边具有中国古建筑式屋顶的“塔影楼”(彩版一，3)；四是位于画面中线偏左沙面岛上在茂盛的树木顶上凸现出两个圆锥形塔尖的具有浓郁欧洲乡村寨堡式的“红楼”(彩版一，4)。“广州海关”大楼旧称为“粤海关”大楼，它建成于1914年的秋季，是一座典型的欧洲新古典风格的建筑；“广州市邮政局”大楼旧称为“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它重建于1913年，也是一座典型的欧洲新古典风格的建筑；“塔影楼”是民国初年的名人、同盟会领袖之一陈少白于1919年在其创办的联兴码头旁建造起来的一座五层楼宇住宅，这座楼宇的建筑风格是集中西文化于一体，据传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在这里避过难；“红楼”又称为沙面“红楼”，它是一座于1907年奠基的具有欧洲风格的建筑物，据说该建筑物曾做过英国的“帝国”海关，后被用作为法国的“海关宿舍”。在这4座建筑物中“塔影楼”是最晚建成的，但它也是1919年时所建的楼房，由此可见，该织锦《广州全景》的生产年代最早也不可能早于1919年，因此，该织锦是晚清时期生产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二、从此类织锦品种的生产年代来考证

织锦是一种用桑蚕丝作经纬，采用缎纹底组织提花织成的丝织物，由于其工艺要求高，织造难度大，所以，它是古代最为贵重的织物，故有“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之说法。据考古资料所见，我国早在商代就已有用蚕丝织成的丝织物出现⑴,但只是在西周时期才真正提到有“锦”字一词的出现⑵，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但已有大量的文字记载，而且还有大量的织锦实物出土⑶，但数千年来传统的织锦生产在品种上一直都是以织造布料来缝制衣物、帐幔、被衾等为主，在纹饰上由于受到生产条件的限制，通常织造的都是一些装饰效果较为强烈的图案，如鸟兽纹、龙凤纹、人物纹、花卉纹、联珠纹、树木纹、几何纹等，而织锦《广州全景》则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织锦生产的新品种，其生产工艺比传统的生产工艺更为复杂，它是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风景、花卉、书法和绘画作品等通过拍摄或绘画而制成样稿，然后把它织进丝织品中，所织造出来的产品其画面是能够达到近似于绘画和照片的效果，供室内装饰和欣赏，因而人们把这种丝织物称之为“像景织物”。

据资料记载，“中国丝织像景最早出现于杭州都锦生丝织厂”⑷其首创者是浙江杭州人都锦生先生，都锦生早年攻读于浙江“甲种公立学校”(浙江大学的前身)机织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开始探索采用传统的织锦技术来织造出西湖美丽的风景画面，经过6个多月的刻苦钻研和反复实践，他终于创造性地运用织锦工艺多变的花色和织法，根据风景的特点，采用特殊的阴影缎纹组织，终于成功地用手拉机织造出第一幅黑白两色的杭州名胜风景织锦画《九溪十八涧》，发明了黑白像景织物工艺技法。1922年他辞去了“甲种公立学校”的工作，在位于杭州西湖西边其家乡茅家埠建立了由3人组成的“都锦生丝织厂”，开始把他创造的像景织物技术运用来生产织锦风景画。早期的织锦风景画都是只有黑白两色的。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销路好，特别是该产品于1926年在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以后，自1927年开始，杭州地区其他的丝织厂也纷纷仿制这种像景织物的生产，由于市场竞争极为激烈，迫使都锦生在技术改造上和品种翻新上下功夫，于是他在1927年又创造出在黑白像织物上进行着色处理的工艺方法。1928年他又再成功地研制出“五彩锦锈”像景织物的生产，1930年又再次研制成功了经纬起花的丝织风景织锦等，在短短的数年间就先后研制出多个品种的像景织物，从而推动了像景织物这一织锦品种生产的发展。

像景织物的生产发展到今天，按其组织结构和色彩运用来分，大致可分为：黑白像景、彩色像景片、彩色锦绣织锦、彩色像景织锦和彩色浮雕像景五种，其中黑白像景织物的经线是用白色真丝，纬线是用黑白两色的人造丝(也有的是用棉纱作纬线交织的品种，但一般为纬二重织物)，织造时是以白纬和经丝交织成平丝组织，黑纬和经丝以缎纹组织交织，这样就可以产生出由深到浅的色阶来表现像景画面的明暗层次。彩色像景有两种织造方法，一种是运用纬多重组织，以彩纬直接织造而成，另一种是在已织好的黑白像景织物上进行着色加工，以提高它的表现效果。由于在已织好的黑白像景织物上进行着色加工的处理方法成本低，效果好，销路高，所以一直延用至今天仍在生产。我馆所征集收藏的这幅织锦《广州全景》在高倍放大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画面上的颜色是采用浑染法着色着上去的，有些颜色滴落到画面的其他地方，甚至是渗透到织锦的背面，而且，线条描绘不直，粗幼不一，有些应该填色的地方却没有填上，有些不应该填色的地方却又填过了头(彩版二，1)，因此，它是一幅属于在已织好的黑白像景织物上进行着色加工的彩色像景片织锦。由此可见，这幅织锦是绝对不会早于1927年以前所生产的产品。

三、从画面的取景角度来考证

该织锦《广州全景》的画面是取材于“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至沙面岛南面圆弧形河岸中心最为凸出的一段沿江一带的景色，这一段景色既具有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物“粤海关”大楼、“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和具有中国民族建筑风格的“塔影楼”等，又有绿树成荫，风景秀丽被誉为是“西方古典建筑巨型博物馆”的沙面岛，而且江边码头上停泊的两艘客货两用船在当时尚属于较为豪华的汽轮，江面上有各种小船和小艇来回穿梭。从目前仍在生产和存世的其它旧像景织物所取景的意图来推测，织造者在构思织锦《广州全景》画面时，之所以取景于这一段沿江风景，无非就是这一段沿江景色在当时的珠江沿岸是风景最为美丽的一段。但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初时，紧靠“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以东相邻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1918年开始动工，1922年建成的当时闻名于省港澳地区，享誉于东南亚的造型独特的“大新有限公司”(现名为南方大厦)，当时的“大新有限公司”是一间集购物、饮食、旅业、娱乐为一体的华南地区最早的大型百货公司，其主楼为九层，九层以上还建有三层塔楼，在1937年“爱群”大厦建成之前，它是广州市最高的大型建筑物，它与坐落于东面太平路(现称为人民南路)东侧的江边沿江西路与太平路交界处分别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和30年代初具有欧洲古典式建筑风格的“新亚大酒店”(1921年开业)和“新华大酒店”(1930年筹资，1932年8月集股，同月21日开业)一起组成了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甚至是40年代到50年代广州旧城区珠江沿岸一带最高的楼群，而且，当时在这些楼群前的江边西堤码头上还经常停泊着一些较为豪华的大型汽轮和“花尾渡”客船，因此，这一沿江地段同样也是非常美丽的风景之一，应该是生产厂家拍摄选景时首先考虑选人的。但在织锦《广州全景》画面中却没有把这一沿江地段摄入画面，究其原因无非只有两个，一是镜画长度的限制，二是取景拍摄时，“大新有限公司”这座建筑物的外貌破烂得实在难以入镜。如果是受镜画长度限制的话，“新华大酒店”和“新亚大酒店”因离“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较远，可以不收入画面，但“大新有限公司”却离“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不太远，而且就凭其独树一格的建筑造型(彩版二，2：1)及其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就完全是值得收进织锦画面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第二个原因会比第一个原因更为贴切一些。

事实上，“大新有限公司”的外形外貌的确也是经历过一段破烂得难以入镜的时期，据1938年10月22日香港的中文报纸《立报》报道：“日军一部，由增城前进，于昨日下午二时半侵入广州市，有三处发生大火，沙面可以望见⑸”，沙面所见到的大火正是当时的西堤大火，据资料记载：这场大火是日本侵略军进入广州前的1938年10月20日晚上(或21日凌晨)发生的，当时正值北风和东北风，由于市民绝大部分都已疏散，没有人扑救，致使大火借助风势而蔓延，火场波及面积很大，东到嘉南堂西楼背面、南到西堤、西到镇安路、北到和平东路一带的许多民居、戏院、茶楼及有名的商店等都被大火烧毁，其中的“大新有限公司”是21日受到大火波及而全楼着火⑹，使其“连续遭受三天三夜烧劫之灾，仅剩下一副焦黑的钢筋水泥框架”，造成“这座大厦不但荒废达10多年，而且成了藏污纳垢之地”⑺，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才开始重新进行维修加固，1954年竣工，同年10月1日重新开业。彩版三，l、2是两张“大新有限公司”被大火焚毁后重新维修前拍摄的照片，其中彩版三，2是“大新有限公司”维修前从西往东拍摄的侧面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新有限公司”的东面楼层都已被大火烧得通透；彩版三，1则是“大新有限公司”维修前从珠江往北拍摄的正面立面照片，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新有限公司”的正面立面虽然仍保留完整，但楼外墙体的批荡已有剥落，门窗因被烧毁而成了黑洞，只有二、三楼因有城市游民占住而用破板破布临时遮挡起来，整个大厦的门面都显得格外破落。这次大火致使“广州最繁华区域西濠口，……战后一片瓦砾，屋路不分”⑻，由于拦路打劫案件常有发生，因此而影响了这一带地区的人流，致使“新亚大酒店”和“新华大酒店”的生意因此而大受影响⑼。据说，当年的“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也因此而受到波及，门窗及天花板都被大火烧坏，我们从织锦《广州全景》画面中仍可以清晰地看到“粤海关”大楼的东侧后面和“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的两侧及其后面仍保留有残墙断壁或屋顶坍塌的痕迹，其中位于“广东邮务管理局”与“塔影楼”之间的那座倒塌了的残墙断壁楼房(彩版一，5)在1932年9月被收录进由广州广告委托总代理编辑出版的《广州口岸之实业与商业状况》一书时仍可见到是一栋完整的三层楼房(彩版二，2：2)⑽，不难想象，该楼房肯定也是毁于1938年的西堤大火。织锦《广州全景》既然是一幅风景装饰画片，它要描绘的当然是风景中最为美丽的部分，所以，它肯定是不会将已被大火烧成破破烂烂的“大新有限公司”也织人其画面之中的(再加上该大楼今后是否要拆除还是个未知数)，这是最起码的常识。据此推断，该织锦《广州全景》的生产年代是不会早于1938年10月底之前的。

四、从画面上的两艘客货汽轮来考证

画面上有大小船只数十艘，其中在珠江南岸停泊有两艘载重量为数百吨的客货汽轮，一艘停泊在“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与“粤海关”大楼之间江边的西堤夜船码头上，一艘停泊在“粤海关”大楼前的码头西侧邻近沙基涌口处，据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现龄80多岁的曾在民生轮船等公司工作过的高榕季、杨懋修等10多位老船长辨认，他们一致认为，其中停泊在西堤夜码头上的那艘客货轮原名叫“长江号”，解放后曾改名为“新安号”，公私合营时再改名为“海棠号”，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再改名为“红卫一号”。据资料记载，该轮是1935年由上海“大中华造船厂”制造的一艘载货量530吨，载客量350人的客货两用汽轮，原属于上海私营企业“大达轮船公司”经营，专门从事长江内江的航行运输工作，1948年才改为航行上海至广州的航线，解放前夕，为逃避战火而驶停在香港，1951年下半年才驶回广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公私合营时曾拨归广东省航运厅管理，后又再拨归广州海运管理局管理，一直从事广州至海口、湛江航线的往返运输工作，直至1969年才报废⑾。“新安号”客货两用轮1948年开始在广州出现，1969年报废，中间除了1949年底至1951年下半年近两年时间因驶停在香港而没有在广州出现以外，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新安号”客货两用轮随时都有可能会停靠在西堤夜码头上。因此，难怪有些人会认为该织锦《广州全景》是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产品，但事实上它根本不可能是20世纪60年代生产的产品，因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20世纪60年代时，该江边一带的地形地貌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据1951年在该地区从事基层工作，1956年担任中区房地产管理处房建科科长的潘广庆先生介绍，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曾先后多次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对西堤灾区及沿江一带被大火烧毁的房屋空壳进行整治，如修建起具有9万m2的“岭南文物宫”(后改名为广州文化公园)，重修仅剩空壳的“大新有限公司”，拆除不能修复的烂屋，开宽道路等，经过整治修复工作，使该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广州全景》画面上“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东西两侧原有残墙断壁的地方都已在20世纪50年代初时被拆除干净，其中西侧的破烂房屋拆除后则分别建了一座邮政局的宿舍楼和扩宽了马路面，至于“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后面烧毁的房屋拆除后被扩建为业务用房，后又再增建了“广州邮政大厦”，而“粤海关”大楼后面一带被烧毁的房屋拆除后，先改造为蛋类批发市场，后又陆续建起了“一商局仓库”、“广州百货采购供应站”、“广州五金交电公司”、“南方日报印刷厂”、“南方日报社”等；其次是人民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不但重建了海珠桥，而且还先后多次实施了将长期生活漂泊在珠江上的“船民”迁移上岸的政策，所以，江面上就不会再有如此之多，如此之杂乱的小艇停泊穿梭；再次是西堤“大新公司”于1954年3月经重新修建易名为“南方大厦”后再度开业，不但声名又再享誉国内外，而且其重新修建后的外形外貌是完全可与原来的西堤“大新公司”相媲美的，更值得织锦《广州全景》取景时人选，但现在的织锦《广州全景》上却没有“南方大厦”这一景物；最后是画面上江中出现的小船，在这些小船中，除了运货的小船和摆渡的小艇等外，还有不少的“花艇”，“花艇”是专门供嫖客嫖娼宿妓的地方。据老船长们说，解放前每逢有大船停泊码头时，这些“花艇”就会靠前去接海员嫖宿，平时这些“花艇”也会接载岸上的嫖客嫖宿。但随着广州的解放，人民政府实行禁止嫖娼卖淫的政策，这些“花艇”也就被取缔，不可能还会明目张胆地存在，因此，笔者认为，织锦《广州全景》画面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在1948年至1949年11月之间沿江一带的景象，而绝对不会是20世纪的50年代中到60年代末之间。至于停泊在“粤海关”大楼前码头上靠近沙基涌口的那艘客货轮，老船长们未能认出，有个别船长根据该船尾部隐隐约约存有的旗帜上的图纹形状及该船的外形外貌来推测，认为它极似外商“太古轮船公司”的“武穴号”轮，但又觉得该船的船型比“武穴号”的船大，所以不能确定。我们查对了由原交通部部长彭德清负责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经导出版有限公司负责出版的《中国船谱》，未能找到与该船一模一样的船谱图，看来该船极有可能是外商船。如果该轮确属外商轮船的话，那就更加证实了该织锦《广州全景》的画面是在广州解放前夕所拍摄，绝对不会是在广州解放之后才拍摄，因为解放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国与世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建立起正常的贸易往来等各种原因，广州肯定不会有外轮停泊。

五、从织锦画面建筑物等需挂的国旗来考证

在织锦《广州全景》的画面中有许多代表国家的权力机构和商业贸易机构等，按国际惯例都必须要挂代表本国政府的国旗，无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广州沦陷的敌伪统治时期，甚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这些建筑物和轮船中都必须悬挂代表当时政府的旗帜。但在该织锦画面中，我们除了在较为遥远的建筑物上可以零零星星地见到一些看不清其标志的旗帜飘挂在楼房的屋顶上以外，在近景容易让人看清楚的地方如政府机构的建筑物“粤海关”大楼、“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以及正停泊在西堤夜码头上的客货轮等景物上却看不到有一面旗帜，唯有停泊在“粤海关”大楼前码头上靠近沙基涌口的那艘客货轮的尾部还隐隐约约显露出有一面未曾染上颜色的旗帜。这是一种有违常规的现象。究其原因，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当时取景拍摄时，这些建筑物上所悬挂的旗帜一定是当时广州的统治者“国民党政府”的旗帜，并已制作好织造的“轧花版”，但织造时由于时过境迁，改朝换代，广州已由人民政府治理，而制作一套织造黑白两色织锦画所需的“轧花版”则异常复杂，有数百件之多，所以织造者舍不得弃用，只好把“轧花版”上所有“国民党政府”旗帜的“纹板”抽去，不慎又遗漏了沙基涌口那艘客货轮尾部的旗帜，因此，在后来填色时才没有把它填色。

综合以上五点，笔者认为这幅织锦《广州全景》画面的题材照片是在1948年至1949年11月14日广州解放前夕这段时间内拍摄的，而织锦《广州全景》的生产时间应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50年代初这段时期内，既不会迟至20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时期，更不会超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时期。

注释
⑴ 田自秉著：《中国工艺美术史》第6l页，知识出版社出版，1994年第4次印刷。
⑵ 同⑴第76页。
⑶ 同⑴第102～104页。
⑷ 吴山主编：《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之第92页，江苏美术出版，1988年6月。
⑸ 香港出版的中文报纸《立报》1938年(民国廿七年)10月22日第一版头条。
⑹ 粱俨然著：《城西旧事》之第75～76页，作家出版社出版，2001年1月。
⑺ 甄人、谭绍鹏主编：广州史志丛书《广州著名老字号(续集)》之第30页、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
⑻ 香港东风有限公司1948年出版的《东风》画报第49期之第12页“特稿”《广州重建西堤灾区》中的有关报导和照片资料。
⑼ 《广州文史》第58辑第171页之《广州老字号》。
⑽ 1932年9月由广州广告委托总代理编辑出版的《广州口岸之实业与商业状况》第8页。
⑾ 《交通部广州海运管理局航海史》编写组：《交通部广州海运管理局三十二年》第11页，1985年出版。

The Age of“Guangzhou Whole-landscape”silk Woven

Mo peng

There are many viewpoints on the age of “Guangzhou Whole-landscape” silk woven which was collected in Guangdong Museum．From the weave characters of the “picture and landscape” silk woven，the theme of the picture，the alteration of the design，and the original age,etc.,the writer consideredthat “Guangzhou Whole-landscape”silk woven was appeared from the late of the 1940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1950s．

原载《岭南考古研究》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