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静
广东地处南海之滨，自古以来在南海海上交通贸易方面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唐以后，由于"安史之乱"等因素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逐步衰退，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日渐上升。入宋以后，由于西夏国控制了河西走廊，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因此，南海海上丝绸之路占据了中西交通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中，陶瓷器的出口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又被称为陶瓷之路。广东地处南海之滨，广州是唐至北宋时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因此，在北宋时期广州能广泛地接触到全国各地的名窑产品。由于对外贸易的大量需求，广东各地纷纷建窑仿造各名窑产品。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等广东著名窑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一、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概述
从珠江口向西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航线，是我国最古老的南海航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通。因而可以说，广东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汉平南越相吕嘉叛乱（公元前111年）后，即派遣黄门使者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汉代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驿长。黄门使者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率领应募商民，船队从广州（旧称番禺）出发，经徐闻港（今徐闻县境内）远航，到达马来半岛的都元国，新加坡之西的皮宗国，缅甸境内的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斯里兰卡的已不程国。（1）这就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当时汉使所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先秦时期民间和番禺地方官早已开通的路线。
汉末三国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岭南相对稳定，作为南海丝绸之路的中心基地和对外贸易港口，广州的首要地位更加突出。此时开通了经中国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北谯，直达东南亚国家的新航线，大大缩短了途经徐闻、合浦、交州港环绕北部湾行驶的弯曲路程。因此广州港超过了交州，取代了徐闻、合浦，成为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
唐宋时期，南海海上丝绸之路进入最为繁盛的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峰。唐代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宋代又设立了市舶司，负责掌管海外商舶贸易。直至北宋，广州仍然是我国最大的港口。至南宋时，由于政治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泉州港的地位一度上升，但广州仍是重要的港口之一。当时的航线是经南海到达波斯湾、红海，唐人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出口货物开始由陶瓷和茶叶占据主要地位，因而这条海上贸易通道也被称为"陶瓷之路"。
明清时期，虽然封建统治者曾多次实行海禁，海上丝绸之路仍然迅速发展。尤其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更是对海上丝绸之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时的航线，已可通达亚、非、欧、美各大洲。
二、广东宋代外销瓷及其窑址概述
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陶瓷业在宋代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各地名窑相继出现。广东的制瓷业也不例外。目前已发现的古窑址遍布全省40多个市县，生产的器物品种繁多，釉色、纹饰丰富，几乎全国各窑系的产品，在广东都有仿造。
广东宋代的主要窑址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惠州窑头山窑、南海奇石窑、博罗窑、雷州窑、封开都苗窑、郁南南江口窑、廉江窑、遂溪窑、梅县瑶上窑等。这些窑址的特点，一是地点都处在各对外贸易港口附近，或水路交通便利之处；二是大多数都使用规模较大的龙窑生产，窑长一般几十米或上百米。其中发现阶级龙窑2座：一座在潮州笔架山，全窑残长31.76米。另一座在惠州窑头山，残长4.69米、宽2.76~3.16米、残高1.6米，整座建筑在窑具碎瓷废品堆积层上；三是产品的品种无论是器型或釉色、装饰手法都相当丰富。
在当时众多的窑址中，生产外销瓷的窑址主要有广州西村窑、潮州笔架山窑、惠州窑、南海奇石窑、雷州窑等。
西村窑位于广州市西村增 步河东岸岗地上，发现于1952年，属北宋时期。皇帝岗是西村窑场的主要遗存，堆积高约7米，清理出一座龙窑，残长36.8米，拱顶已毁，窑身中部最宽处4米，坡度13°。该窑烧制的产品分粗瓷和精瓷两类，以前者为主。釉色以青釉为多，黑酱釉次之，还有青白瓷（影青）和少量低温铅绿釉。器型有碗、盏、碟、盆、执壶、凤头壶、军持、罐、盒、唾壶、注子、净瓶、灯、熏炉、烛台、枕、雀食、碾轮、漏斗、埙及狗、马等陶塑。纹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彩绘、点彩和镂孔等。（2）
笔架山窑在潮州市东郊笔架山，亦属北宋时期。在西临韩江的山坡遍布瓷片和匣钵碎片，有百窑村之称。经1953~1986年间多次调查和发掘，清理出窑址10余座，均属龙窑，其中一座阶级窑。窑室内部用砖砌筑隔墙。最长的一座残长79.5米。产品以白瓷为主。器型有碗、盏、盆、钵、盘、碟、杯、灯、炉、瓶、壶、罐、盂、粉盒、人像、动物玩具等。釉色有白、影青、青、黄、酱褐等多种。（3）
惠州窑位于惠州市东平窑头山，北临东江，西南为西枝江。年代为北宋。堆积物厚达5米多。清理出龙窑一座，为斜坡阶级窑，残长4.69米、宽2.76-3.16米、残高1.6米，窑室用双隅砖平放顺砌，窑底用黄褐色沙土夯打。遗物有窑具和瓷器。窑具及制瓷用具有匣钵、垫饼、垫环、试片、擂钵、坎臼和杆、铜片等。器型有碗、碟、盏、杯、盅、罐、壶、瓶、炉、器盖、枕及小狗等动物瓷塑。釉色以青釉为主，还有酱褐釉、酱黑釉、青白釉（影青）及少量白釉。纹饰有印花、刻划花、镂孔、雕塑等。（4）
奇石窑位于南海市小塘镇奇石村一带的多个山岗，年代属北宋。因未经发掘，窑炉结构不明。据调查，器型主要有罐、盆、碟、杯、壶、瓶、盏等。釉色以青釉和酱黄釉为主，还有少量窑变釉。纹饰有印花、刻划和彩绘。彩绘以铁锈色釉为主，也有深褐色墨彩。纹样有菊花、卷草纹最多，其它还有人物、图案、兰草、水草等。（5）
雷州窑主要分布在雷州市和遂溪县，其中雷州市纪家镇、杨家镇和遂溪县杨柑镇是窑址的主要分布区。其年代为南宋至元。1986年在杨家镇公益圩旁清理出一座龙窑，残长18.7米，火膛2.68米，窑室残长16.2米。火膛与窑室之间有火墙相隔。附近含有瓷片的堆积，最厚达3.36米。出土窑具有匣钵、、垫环、压锤、石碾槽等。瓷器有碗、盘、碟、炉、杯、钵、壶、瓶、罐、枕等。胎色灰白。釉色以青釉为主，少量为酱褐釉和酱黑釉。装饰特点是釉下赭褐色彩绘花卉、卷草、弦纹、文字、动物图形等，也有少量模印花鸟纹样。（6）
从考古发掘和调查的情况来看，在国外的东南亚、西亚等地，和国内的南海交通航道上的西沙群岛海域，出土了不少上述窑口的产品，其中尤以西村窑和笔架山窑的为多。而在广东境内的墓葬和遗址中，它们的产品却不多见。在西沙群岛海域，发现了西村窑的典型产品如点彩瓶、点彩罐、划花大碗等。同时，在此海域及其它海上贸易相关的地点如海南岛的陵水县海滩、琼山县西行村、西排湾等地，也发现有潮州窑的青黄釉瓶、罐，青白釉小口壶、盒等器物。此外，在这些地区还发现有惠州窑、廉江窑、遂溪窑等相同或相似的器物。在东南亚地区，印尼曾出土了西村窑的长颈阔口瓶、酱釉和青釉点彩瓶、青白釉喇叭口军持、青白釉绘花碗、青白釉花瓣口碗、青白釉划花碗，青白釉划花加彩绘碗、青白釉乳钉纹点彩小罐、青白釉瓜形点彩小罐、青釉凤首壶、青釉点彩水注和青釉鸳鸯刻花点彩双联盒等器物。在印尼的雅加达博物院，也藏有点彩小罐、点彩小瓶和绘花瓷碟等西村窑产品。同时，在爪哇海底和印尼的其它地区，也打捞和出土有青白釉盒、刻花碗、瓷罐、瓜棱形盘、青白釉刻花碟、青白釉瓜棱形罐、青白釉水盂、莲蓬三联盒等潮州窑产品。（7）在菲律宾出土的众多中国瓷器中，包括有青釉划花罐、划花大盘、鸟形盖盒等西村窑器物和青白釉瓜棱形盒、圆桶形划花盒和瓜棱形执壶等潮州窑器物。（8）在马来西亚也发现不少西村窑和潮州窑的器物。（9）在西亚地区，阿曼曾发现有西村窑的刻花碟，并且出土有南海奇石窑的黑釉翠蓝窑变釉四耳罐。（10）巴基斯坦的巴博地区曾发现有潮州窑的刻瓣莲花炉。（11）在东非沿海许多中世纪的城镇都发现北宋时期的广东青瓷；在伊朗东北部的内沙布尔出土了一只西村窑的白瓷碗；在阿拉伯半岛、印度等地也多有发现北宋时期广东的瓷片。（12）
三、广东宋代瓷窑与耀州窑的关系
北宋时期，广东的制瓷业以广州西村窑和潮州笔架山窑为主，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两个大的窑系。西村窑的产品有40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日常生活用品，有少量杂器，釉色以青釉为主。笔架山窑的产品有20多种，亦以日常生活用品为多，而人像与佛像、鱼形壶、莲瓣形座炉、小西洋狗瓷塑等是其特色产品，釉色以青白釉（影青）为主。总体来看，西村窑的影响范围更广一些。但是二者对其他窑口的影响又呈交叉状态，并没有形成两个完全独立的体系。惠州窑的器物从器物类型、施釉、花纹装饰风格等方面来看，都与西村窑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它的阶级式龙窑又是学自笔架山窑的。南海奇石窑从器物类型、施釉、装饰手法等方面来看，也是与西村窑很接近，但从它出土的器物来看，其生产规模、产品种类和质量都比不上西村窑，因此可以推断，奇石窑是在西村窑的影响下出现的。封开都苗窑的产品也是以日用品为主，其釉色较接近西村窑，但从器物类型来看，则西村窑、笔架山窑两者的影响都有。
西村窑和惠州窑都有生产一种青釉印花缠枝菊小碗。釉色为橄榄青色偏黄，也有少量翠青或接近墨绿色，玻璃质透明感较强。这类器物与耀州窑的同类器物相比，器型和纹饰都极为接近，只是釉色偏黄，胎质疏松。由冯先铭主编的《中国陶瓷》在1982年的版本中认为："西村窑青釉标本之中有印花缠枝菊小碗，除釉色不同外，看不出与耀州窑有甚么区别。……有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或"原版印花模不敷应用，以复制或翻刻制出印模，以满足烧造大量外销瓷的需要。……"因而把广州西村窑也归入耀州窑系。在该书2001年的新版中，描述西村窑的这段文字已改为："西村窑出土的青釉印花缠枝菊小碗，纹饰布局与装饰效果与北宋后期陕西耀州窑毫无不同，有极大可能是耀州窑青瓷经广州港出海时给西村窑以影响……。"（13）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更为科学一些。这种模仿的关系，体现在生产工艺的各个方面。首先，从印花的模具来看，西村窑和惠州窑使用的模具，较之耀州窑而言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耀州窑的缠枝菊刀法精细，线条流畅，一气呵成；布局匀称、合理，花朵与枝叶的过渡自然，线条细密紧凑；模具顶心略平；碗心花瓣圆润，碗壁花瓣稍尖；花蕊由四个相叠的半圆构成。而西村窑和惠州窑的缠枝菊总体来说线条较笨拙、不够流畅；布局不够匀称、合理；西村窑的部分碗底心有轻微的乳突；枝叶的形状西村窑的较耀州窑的更尖细，而惠州窑的则更肥大；碗心和碗壁的花瓣西村窑的稍尖，而惠州窑的圆润；西村窑的花蕊由随意刻划的几条弧线构成，惠州窑的由数片小花瓣组成。因此，如果说西村窑使用的就是耀州窑的模具，这种说法恐怕有失片面。其次，从胎质及其生产来看，西村窑和耀州窑相比，差距就更明显了，这当中有技术上的差别，也有自然条件限制的原因。西村窑器制坯以轮制拉坯为主，模印和手制次之，但不少是三者兼用的。从皇帝岗出土的轮车配件--瓷质轴顶碗和轴环来看，它们同见于福建、耀州窑等宋代窑址，说明西村窑所用的轮车与耀州窑的基本相同。但从西村窑青釉印花器的残片来看，它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胎骨都比较疏松呈层状。这种现象在西村窑的其它产品或耀州窑的同类产品中都没有见到。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村窑器物胎质含瓷土量少，而该类印花器在印花过程中因反复拍打，把胎土从拉坯中的螺旋式结构改变为层状结构的缘故。而耀州窑的同类产品是高岭土精瓷，在高温下烧结瓷化，因而不会出现层状结构。造成西村窑器胎质粗糙疏松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广州本地不产瓷土，其所用瓷土都是从附近的肇庆、东莞、番禺等地以水路运来的，因此胎骨中瓷土含量较少。此外，西村窑的这类印花器残片中大量出现了过烧的现象。
广东宋代的主要窑场都存在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善于仿造全国各名窑的产品。而西村窑（包括惠州窑等）之所以要模仿耀州窑的产品，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和条件：其一是出于商业利润的目的。宋太祖在开宝四年初（971年）取得广州，同年六月就在广州设立第一个市舶司。稍后才在杭州、明州（今宁波）亦设市舶司。朱或在《萍州可谈》卷二云："崇宁初，三路（即广南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州最甚。"同时还描述了在广州汇集载货南航的中国海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可见北宋时期广州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出口的货物尤以陶瓷器为最大宗。西村窑是北宋年间的窑场，时间跨度大约150年左右，其盛衰正好与广州港的同步。再结合南海航线上出土的西村窑器物，可以肯定地说，西村窑与宋代广州海外交通贸易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二是人口的迁移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宋代不断有北方移民南迁，导致广东人口激增。宋平广南时，广东户数只有170 263户。到了约100年后的元丰初年（1078），广东共有户数584 237户，较前增长了3倍多。（14）当然，增长的户数当中除了移民户，还包括宋初登记时遗漏者和大户改小户者。在这些为数不少的移民当中，很可能会有部分是耀州窑系的工匠，但可惜文献中没有详细的记载或介绍。其三是西村窑、惠州窑等窑场所处的地理位置，占据了交通方面的地利优势。惠州窑所处的惠州市东平窑头山，北面为东江，西南为西枝江，深得水运便利。西村窑所在的西村，位于广州市区的西北面，属广州市北面丘陵地的边缘，大小岗峦高低起伏。其南面是西场村和南岸村，为低洼地。窑址堆积主要在西场北面的皇帝岗。其西距增步河约500米（该河源自从化流溪河的一段支流，南流注入珠江）。可见其选址依岗临水，得水运之便--生产所需的原料、燃料均从水道运来，产品也便于从水道外运。正是这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使得西村窑在广州本地不产瓷土、缺乏燃料等情况下，仍能建窑生产，仿造各地名窑产品。
西村窑以及广东其它的北宋窑场，都是随着北宋时期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宋室南渡以后，由于政治经济中心南移至临安（今杭州），使广州称重一时的口岸地位让位于泉州。加之广东地区的制瓷业无论是资源条件和技术基础，都远远比不上闽、浙地区深厚。因此，广东的许多窑场在南宋时都受到严重打击甚或停止生产。西村窑、惠州窑等窑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向了衰亡。
注释：
（1）[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
（2）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广州西村窑》，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87年出版。
（3）广东省博物馆：《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
（4）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惠州北宋窑址清理演示文稿》，《文物》1977年第8期。
（5）广东省博物馆等：《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出版。
（6）湛江市博物馆等：《雷州窑瓷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出版。
（7）叶义《南中国窑器》之《东南亚瓷中国外销瓷》，香港东方陶瓷学会出版。
（8）《菲律宾发现的中国瓷器》，香港东方陶瓷学会编辑。
（9）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0）曾广亿《阿曼出土的中国古代外销瓷》，《古陶瓷研究》1982年第1期。
（11）冯先铭《中国古代外销瓷的问题》《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2期。
（12）[日]三上次男著，李锡经、高喜美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9、99、154-155页。
（13）见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259页，2001年版第425页。
（14）《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七至一七一》，《元丰九域志·卷九》。
此文发表于耀州窑博物馆编《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三秦出版社年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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