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静

广东青瓷的起源，目前最早的实物资料证实是始于西晋。从墓葬出土的材料来看，从西晋至南朝时期，广东青瓷正处于起始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广东六朝青瓷的分布，覆盖了今天全省的范围。从粤北的韶关市（包括始兴县、曲江区等地）、清远市（英德、连县等地），到粤东的梅县、揭阳县、潮阳县，至粤西的高要市、四会市、德庆县、阳江市、遂溪县、化州市，以及珠三角如广州市等地，均有出土，数量大约共有数百件。

从出土资料来看，广东晋代青瓷的火候经测定在1200℃~1300℃左右，达到了瓷器的标准。胎色灰白为主，有的偏黄，胎质较细腻，可见胎土有经过筛选，但胎质不够坚实。器物施青釉，但普遍青中闪黄，聚釉处呈艾青色，开细小纹片。釉色莹润，玻璃质强，透明，属草木灰和石灰石混烧的石灰釉。常见器型有罐（多见四系和六系）、洗、钵、砚、盂、碗、杯、虎形器、羊形器、鸡首壶等，其中罐、碗、杯的数量最多。晋代器物的釉层较薄，剥釉、流釉和聚釉现象较严重。南朝器物的釉层相对较厚，大约有一毫米左右，并且均匀，虽还有剥釉现象，但胎釉结合相对较好，甚至有个别精品的釉层不见开片。南朝的盘、碗等器物有的开始出现刻划花纹，主要是莲瓣纹、双鱼纹等；盘多平底，一般在底心刻一个直径约3~4厘米的线圈表示足部，也有少量是饼形足，底不上釉；碗、杯均为饼形足，有的在饼足内刻一线圈，底足有的无釉，有的轻轻随意地刷一层稀薄釉，但多有剥落。砚基本为三蹄足，器身为浅腹盘状，口沿处有一道浅凹槽。以下是从出土器物中精选出的几件较有代表性的器物：

1、青瓷人兽俑    西晋（265—317）（图一）

高18、长17、宽11.5厘米
1982年广东韶关市西河墓葬出土
韶关市博物馆藏品

这是一件随葬明器。以长方形平板为托底。中央站立一只四足怪兽，兽首的前后各竖起一角，后角两侧为双耳，头系辔头，腰部架鞍，四足粗短。一人骑在鞍上，手执缰绳，右侧和后边分别站立侍从共三人。整个器物捏塑而成，手法抽象，线条简单。所反映的是贵族或达官贵人出游的情景。器表通体施青釉，釉层稀薄，大部分已脱落，未脱落处可见开片。胎质比较细腻，但较疏松。胎色灰白带黄。此器带有浓重的广东汉代明器遗风，反映了广东晋代青瓷与汉代陶器的承继关系。

2、青瓷羊    东晋（317—420）（图二上）

高13.5、长15.5厘米
1983年广东潮阳县铜盂孤山墓葬出土
潮阳县博物馆藏品

该器物体形肥壮，昂首，凸眼，弯角，双耳下垂，下巴处粘一泥团作胡须，前足后屈、后肢前屈作跪状。前后腿以线刻轮廓表示。尾、角、耳有崩缺。胎色灰白，器表施青黄釉，釉层薄而不均匀，有剥釉现象。此器以捏塑、雕刻多种手法完成，造型富于艺术性，与浙江越窑青瓷羊相近，但身体上的刻划纹饰以及胡须、眼睛的刻塑不如浙江的精细。此类器物在广东出土甚少。图二上为广东出土器物，下为镇江博物馆藏品。

3、青瓷鸡首壶    东晋（317—420）（图三）

通高14.5、口径8厘米
1960年广东高要市披云楼一号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

该器物盘口，矮颈，扁圆腹，平底。肩部两侧装两个桥形系。前端有鸡首形壶嘴，后端从口沿至肩部附一圆条形把手。器表施青黄釉，釉层较厚，但不均匀，有细小开片，有聚釉和剥釉现象，釉质莹润，玻璃质感强。胎质细腻，胎色灰白。这件器物可谓广东早期青瓷的精品，与浙江越窑青瓷的制作水平已逐步接近。

4、六系青瓷罐    南朝（420—589）（图四）

高14.5、口径7厘米
1959年广东韶关市西河2号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

该器物直口，短颈，溜肩，高身，下部稍内收，平底。肩部六系均为桥形系，其中四横二竖，相间分布。器表施青黄釉，釉层不均匀，有聚釉、流釉现象，但胎釉结合尚算紧密，开细小纹片。胎色灰黄。六系罐、四系罐在广东南朝墓多有出土。南朝时罐的系耳增多，六系罐主要流行于南朝至隋代。

5、青瓷碗    南朝（420—589）（图五）

高7.7、口径13.7厘米
1959年广东韶关市莲花山17号墓出土
广东省博物馆藏品

该器物口微敛，弧收深腹，饼形足。外口沿及下腹部各划两道弦纹。器表满施青黄釉，釉色莹润透明，釉层均匀，开细小纹片，胎釉结合较紧密。胎色灰黄。整个器物造型古朴美观，制作精细，是一件比较成功的佳作。

广东在六朝时期出现青釉瓷器，而且与浙江青瓷极为相似，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在广东秦汉以来制陶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与岭北汉文化进一步融合、与江浙吴越文化不断交流的结果。同时，它们也反映出当时广东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经济、文化和对外贸易的状况。

岭南以丘陵地貌为主，处热带亚热带气候圈，雨量充足，草木茂密繁盛，水资源丰富，极利于陶瓷的制作。广东制陶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在以粤东饶平县为中心的商末西周广东浮滨类型文化墓葬中，就已出土了数十件原始青瓷器。其器型主要为大口尊，高度为20多至30多厘米不等。器表施青黄色釉，胎质灰白、坚致。釉下印有平行细密的长条纹或方格纹、细绳纹（图六）。[1] 先秦时期广东流行的几何印纹陶，至东汉时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与岭北相同的器型。秦汉时期广东制陶的产量明显增多，除了日用器和大量的明器外，砖瓦等建筑材料也大量生产。广东使用龙窑的历史也相当早，在博罗园洲梅花墩和增城西瓜岭分别发现了属于春秋和战国时期的目前广东最早的龙窑遗址[2]。但在唐中期以前，广东仍是龙窑与馒头窑并存。从目前已发掘的晋墓来看，青瓷器往往是与比其数量更多的陶器一起随葬的，个别墓葬中仍零星出现圜底器、几何印纹陶器等带有显著先秦特色的器物，同时也有一些带有汉代风格的釉陶盖罐，显现出历史的过渡性。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制陶传统，为青瓷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对广东出土六朝青瓷器的胎、釉的分析，可见它们与江、浙等地的青瓷器有所不同，而且数量不少，应是本地生产之物。但从器型上看，它们与浙江越窑青瓷大致相同，只是细部的做工较粗糙。因此笔者认为，它们的制作技术，应是从岭北传入的。这种传播，最主要是得益于汉越文化的融合。广东地处祖国南疆，北枕五岭，南面大海，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也孕育出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但岭内外的交往，尽管在当时是困难重重，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在秦统一以前，岭南不仅生产力相对落后，而且在道德民风方面仍处于较原始蒙昧的阶段。《汉书•高帝纪》云：“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后颇徙中国罪人，使其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汉书•贾捐之传》云：“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置郡县也。”这些都表现出南越人崇尚勇猛、冒险的原始粗犷的精神风貌，以及未知礼仪的蒙昧状态。秦统一岭南后，实行了有组织的汉文化输入。首先是在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三郡，以郡县制保证其政治统治。然后从中原大量迁入人口。伴随秦军南下的，除大批掌握各种技能的“亡人”、“罪人”、“赘婿”、“贾人”以外，还有一万五千多名未婚女子被征集南下“以为士卒衣补”[3]。这些南迁人口，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等带入岭南，陶冶南越族人，使中原华夏文明不断地从各个方面渗透到岭南的各个角落。西汉时岭南为南越国统治（赵佗于汉高祖三年，即公元前204年自立为南越武王，建立南越国，南越国共存在95年），南越王赵佗一方面尊重南越人的风俗习惯，招募南越人做官、当兵为将，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汉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如鼓励汉越通婚，办学教民以推广汉文化，尊老敬老，移风易俗等，加快了汉越融合的过程。至东晋南渡，岭南成为中原各阶层人士避难和落籍之地，形成了广东历史上第一次移民高潮，同时也是一次中原文化南下的高潮。“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4]经过几百年的熏陶，汉文化逐步在南越占据了重要地位，使六朝时期成为南越本土文化向汉文化认同和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而南越与江浙吴越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已开始，并且沟通密切、从未中断。石峡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和玉琮，与江浙良渚文化的极为相似[5]，便是两地文化交流的最早例证。《广东新语》也说：“广州语多与吴相近。如须同苏，逃同徒，豪同涂，酒同走，毛同无，早同祖，皆有字有音。”[6]在整个六朝时期，广东都处在南京政权的统辖之下（指三国的东吴、东晋、南朝四个朝代共六个政权均建都今南京）。因此，此时广东出现与江浙地区相似甚或相同的青瓷器，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广东出土的这些早期青瓷器，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朝时期广东地区烧制瓷器的水平还是不尽人意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窑炉气氛掌握得不好，导致釉色普遍闪黄，釉层剥落严重。这与岭南在先秦时期处于蛮荒之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落后有直接关系。晋至南朝时期，既是汉越文化融合的关键时期，也是岭南生产力出现质的飞跃的时期，青瓷器从无至有，到南朝时质量明显提高，就是一大力证。

从这些出土的青瓷器，还折射出当时的葬丧风俗。自秦汉以来，随着汉文化的不断渗透，岭南地区也像岭北各地一样，厚葬之风盛行，这种风气甚至一直延续到唐代。广东汉墓里出土的陶制明器特别多，陶器仍以越式风格为主，有许多家畜和家禽的捏塑品和各种建筑、日用器的明器。至东汉末期越式器逐步消失。晋至南朝的墓葬，形制以“T”字形、“凸”字形、“串”字形、长方形等为主，有砖室券顶墓和土坑墓两种。随葬陶瓷器中越式器基本消失，各种捏塑动物陶明器已完全不见，青瓷器所占的份量日渐增多。此时无论是墓葬的形制，随葬器物的种类，还是青瓷的器型，都与长江流域的基本一致。反映出广东在六朝时的葬丧制度或风俗已完全汉化。

至少在南朝，广东生产的青瓷器已通过南海海道出口到东南亚。从珠江口向西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航线，是我国最古老的南海航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通。因而可以说，广东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时期，汉平南越相吕嘉叛乱（公元前111年）后，即派遣黄门使者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汉代海外贸易由少府专营，少府属官之一黄门，设驿长。黄门使者携带黄金、丝绸等物品，率领应募商民，船队从广州（旧称番禺）出发，经徐闻港（今广东徐闻县境内）远航，到达马来半岛的都元国，新加坡之西的皮宗国，缅甸境内的邑卢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卢国，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斯里兰卡的已不程国。[7]这就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开端。当时汉使所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先秦时期民间和番禺（即今广州）地方官早已开通的路线。汉末三国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岭南相对稳定，作为南海丝绸之路的中心基地和对外贸易港口，广州的首要地位更加突出。此时开通了经中国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北礁，直达东南亚国家的新航线，大大缩短了途经徐闻、合浦、交州港环绕北部湾行驶的弯曲路程。从此广州港超过了交州，取代了徐闻、合浦，成为了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而海南岛东部、西沙群岛海域也成为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北礁礁盘上发现的一批古代沉船遗物中，有两件青瓷六系罐和一件青瓷小杯：罐为灰白胎，直口，溜肩，肩附六系，下部渐内收，高17.5、腹径23、口径12.8厘米；杯为灰黄色胎，敛口，鼓腹，饼形足，高4.4、口径7.2厘米。[8]均与广东内地南朝墓出土的青瓷器一致。这三件器物，成为广东外销瓷器中目前最早的实物资料。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南朝统治者大力提倡，西土名僧纷至沓来，本土高僧辈出，因此进入了大盛的时代，。此时的岭南也是名僧踵至，佛寺大兴。较早来到广东的外国僧人有：求那跋摩于424年到达番禺；杯渡禅师（姓名不详，因“常乘木杯度水”，遂被称为杯渡）于428年至交、广之间，后居屯门山（今香港青山，亦称杯渡山）；求那跋陀罗于435年随商舶至广州；齐初时伽陀耶舍、伽跋陀罗等会同本地僧人在广州翻译经书。中国名僧释道亮于宋文帝元嘉末年被流放至广州6年，在此收徒讲学。此期兴建的寺院有：达摩于526年在广州建的华林寺；天竺僧人智药禅师于梁武帝初年从海路到番禺后，在罗浮山建宝积寺，在曲江建檀特寺、月华寺。景泰禅师于大同年间在罗浮山建南楼寺，在番禺建宝庄严寺（今六榕寺）及塔。此外，清远的广庆寺（今飞来寺）、仁化的临江寺、英德的果业寺、罗浮山的资福寺、延祥寺和阿育王塔36所也都是建于梁武帝时期[9]。佛教兴旺的气氛，由此可见一斑。而反映在同时期的青瓷器上，则是莲瓣纹的出现。其中较精美的几件器物是：1983年罗定县罗镜1号墓出土的青瓷豆（高11.6、口径17厘米）；1983年曲江马坝对门山出土的青瓷碗（高8.6、口径15.3厘米）；1983年韶关市南郊机务段1号墓出土的青瓷洗（高5、口径22厘米）[10]等。这些莲瓣纹的瓣尖都呈“介”状，其发展趋势是从阴线刻划过渡到浅浮雕。

广东早期青瓷的研究，目前还存在很多令人遗憾之处。一是还没有发现属于那个时期的窑址；二是至今还没有对众多出土器物进行胎釉的化学分析；三是从经济、文化、习俗等方面对这些器物进行研究的资料还比较少。我们希望广东早期青瓷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实物例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注释：
[1]详见徐恒彬《广东青铜器时代概论》，载《广东出土先秦文物》，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4年编印。
[2]广东省文管会等《广东增城始兴的战国遗址》，载《考古》1964年第3期。
[3][汉]司马迁《史记》卷118《淮南衡山王列传》。
[4]清•道光《广东通志》卷92。
[5]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载《文物》1978年第7期。
[6][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1《文语》。
[7]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卷28。
[8][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省海南行政区文化局：《广东省西沙群岛第二次文物调查简报》，载《文物》1976年第9期。
[9]参见[清]阮元《广东通志》卷229、230、328。
[10]见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85年合编《广东出土晋至唐文物》。
作者：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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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2辑，2006）